大門
我們家在抗戰勝利後，在一九四六年從重慶遷到北平，住在西四北報子胡同九號。這是一個略有西洋風格的兩進四合院。前院南房是外祖父張元夫的書房，很大，中間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後院的正房有走廊，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起居室。兩邊的廂房是親戚和傭人住的，後院東房還有一個餐廳。後院本身有一道木欄，木門和台階，可以關上使正北房獨成一體。院子裏有很多大的金魚缸，直徑全在一米以上，當然還有海棠樹。
我的二姨帶我和弟弟以及她的三個孩子（當時已是青年了）住在中間的房子。這裏從前院叫北房，從後院又可以稱為南房，好像正廳的南北兩面全能出入。那時家裏人口很多，不少是東北老鄉和遠方親戚因戰亂到北平投親。
在四合院東有一個夾道，有兩間平房，前面的是車房，外祖父的汽車就停在那裏。後面的是廚房，因為當時全家大小十幾口，需要個大廚房。這個夾道有一口手壓水井，靠牆是一排檜樹。當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大人只要搖動壓水柄，清澈的井水就呷出來了。夾道直通後院，那裏有不少桃樹，還養了一口豬。這是家裏保存的東北老家習慣，剩飯剩菜用來餵豬。過年殺豬，豬的胰腺還要加土鹼熬成肥皂使用。所以東北人又稱肥皂為胰子。但這種胰子裏面混雜了土鹼中的沙礫，我很怕用來給我洗澡，因為沙礫磨的皮膚很痛。
大門的門洞有一個門房，我記得有一個張司機，一個門房叫李典和一個老家人叫趙二大爺在那裏住。趙二大爺是河北香河人，按後來的成分是下中農。他解放後只好回家種地，每年都來看望我們，對鄉下的事發牢騷，是我小時唯一聽到對政府不滿的言論。李典是張家口人，五十年代回鄉後也常來我們家拜訪，每次我開門，他就問候說：「二少爺好。」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因為那時只有電影和故事中有叫少爺的。他來訴述過家裏如何貧困，根本沒有糧食，冬天只能吃凍土豆。雖然我們家裏已經敗落，但每次也儘量找些舊衣服給他們，所以我從小就知道要幫助貧苦人，尊重傭人。
我父親是比利時魯汶大學畢業的煤礦工程師，抗戰時他放棄了開灤煤礦的工作，而內戰又使他無法在北方找到工作，就在母親陪同下去上海尋找機會。外祖父有時到上海去看他們。他們就住在現今的淮海路上，是租的房子。
四八年外祖父對是走是留舉棋不定。他自己認為沒有幹什麼得罪共產黨的事，抗戰時在重慶和葉劍英，董必武全很熟。後來在參政院和董必武，林伯渠往來也很多。加上他年輕時思想左傾，一直到抗日期間和蘇聯的關係全很好，覺得沒有必要躲避共產黨。
外祖父一個在中國大學教書的朋友經常來，他多數穿長衫。這個人還認識傅作義，非尋常之輩，外祖父估計他很可能是共產黨地下黨黨員。外祖父就問他去留的意見，不料他說「你還是到上海呆一陣，看看局勢再決定」。這使外祖父下了決心，到上海去了。
在北平即將被包圍之即，外祖父突然回來了，大約是打點家務。他還去看望了老朋友馬占山，問他到不到南京去。估計中共地工已經和馬占山有了聯繫，馬占山表示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擔他後半輩子的生活，他就走。外祖父說：「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我的生活還沒有着落呢，我無法擔這個責任」所以馬占山就沒離開北平。
可外祖父因為等了幾天就耽誤了時間，他要動身時，共軍已經包圍了北平。他是由現在東單公園那裏的臨時軍用機場跑出來的。這樣我母親托給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無法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把我帶出來。我當時兩歲，有能力和一個老人同行。弟弟一歲，不可能出來的。因為等馬占山，我留在了北平，我人生的兩個轉折點都是和戰爭有關，這是第一個。外祖父的飛機是先飛到青島，再設法轉機到上海。
馬占山留了下來，據說他曾勸說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並向傅建議請鄧寶珊做同中共談判的代表。可共軍進城後對他並不好，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軍管處報到。他在一九五O年病逝，死前對兒女表示後悔沒聽張元夫的話南下。
為什麼我外祖母沒有一起離開呢？據我表姐回憶，我外祖母說：「抗戰八年我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剛在北平安頓下來，那麼多事沒辦，我一離開，這個家不就完了嗎？」她覺得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老百姓往來國統區和淪陷區也不是很難的事，國內戰爭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麼大關係，老頭子離開，躲躲風聲也就夠了，頂多分開一兩年。但她萬萬沒想到，這是生離死別。他們再也沒見過面。我外祖父一九六九年在台灣去世，葬在台北陽明山。蔣介石還題了個碑文「盡勞芳粹」，大約是個公式化的題字，很難說是真跡。他其實離開大陸二十年，除了研究易經和論語，什麼事也沒作過，並沒有操勞的事。
說來湊巧，我一九八一年夏天第一次去台灣，那天剛剛給外祖父掃墓回來，就接到在美國的弟弟電話，說外祖母故去了。當時大陸和台灣不能直接聯繫，要通過美國來輾轉音信。外祖母骨灰在萬安公墓安葬。後來我們把台灣出版的外祖父講論語和易經的幾本書也葬在這個墓里，算是合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