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漢講述——沈元很有才氣，十七歲考上北大歷史系55級，和我同班。他寫過古代小學讀物的《急就篇》研究，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當年圖書館有英文的《美國工人日報》，刊載了赫魯曉夫的講話原文，沈元看到後，把這篇文章給翻譯過來，還到處傳播，這項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間被劃成「極右分子」。後來沈元到社會哲學部，給黎澍當助手，那些比較左的調干生很不服氣的，說一個歷史系沒畢業的學生，還是右派，憑啥上的這麼快？他們告狀，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裏，歷史系的書記是郭羅基，聽說還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並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係。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着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我在北海橋上勸了他兩個小時，說，什麼都沒有了，但我們不是還有生命，還有朋友嗎。文革期間，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頭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十九號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姑母也是名醫，聽說也是中央高層領導的保健醫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釗家的旁邊。可能他姑父還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過他，多次與他徹夜長談。記得院子很大，還專門給沈元隔出一間來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書局出版）——沈元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五五級的學生，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極右派），當時十七歲，後下放勞動改造，可能是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學部副主任劉導生將他推薦給黎澍，說這個人不錯，有些才華，並拿來他發表在《歷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就篇〉研究》一文，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研究出的漢代社會狀況。黎澍看後也覺得不錯，與劉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門還從街道上了解他的情況，反映也很好。記得所務會就此研究過，沒有不同意見。這樣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後來因為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打成極右，到農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後住在史家胡同姑媽家，姑父母均為醫學專家，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一九六二年劉導生將其介紹給黎澍。
郭羅基——沈元與我同在一九五五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為出眾。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盪的天問。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於「個人崇拜」。沈元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三、文章風波
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沈元是姑母推薦給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的。劉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薦到歷史學家黎澍的門下。正是經劉導生推薦，經黎澍、劉大年兩位學者肯定，〈論漢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歷史研究》發表。接着，沈元以其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鬆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沈元來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壓縮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於是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於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裏，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黎澍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劃成右派後，勒令退學，他在家中自學，寫了有關《急就篇》的研究文章，許多學者讚賞，郭沫若見了此文，稱其為「神童」，黎澍將他的文章刊載於《歷史研究》並將他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論洪秀全》文章很長，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也是愛才，看到此文甚為稱讚，要他壓縮二萬字在由人民日報分兩期連載，此前還沒有這個先例。結果引發非議。有人聯名告狀到毛澤東那裏，說沈元是「白專道路」的典型。
劉志琴——沈元來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建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這「沈元道路」的說法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復旦大學的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無非是強調學生要有時間讀書，別無深文大義。可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引發輿論大嘩。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讚嘆，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為此也要有個說法，周揚親自發話要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查，就這樣我參與了這項工作。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調查結果認為，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積極工作，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其實這一調查僅限於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這也是從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的默契，作為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也樂於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其時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歷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並加以全文轉載。改用筆名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後的建議，可這一舉措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主席那裏，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郭羅基——黎澍兼任《歷史研究》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史學界為之譁然。之所以譁然，一是這篇論文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瀾都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為什麼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為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裏，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鬥黎澍，沈元陪鬥。
四、文革中被判死刑
雷光漢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拉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裏面就有。」這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是六八年的十二月份，距離元旦不遠了，沈元送我上火車站，還給了我二十元錢。沒想到沈元後來會被判處死刑。可能他覺得在中國無望了，要跑國外。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把自己臉用鞋油給塗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沒想到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好的，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給當成叛國罪槍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