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這個名字，現在許多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卻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掀起過風浪的天才學者。二O一O年二月二十八日，農曆庚寅年的正月十五，在一次聚會上，意外邂逅了原是北大歷史系五五級學生、與沈元同班並同時被劃為右派的雷光漢老先生。這位雖長期身居國外、但仍保留中國國籍的老人，向筆者講述了他所了解的沈元。等到回來記述老人的談話時，突然意識到，與先他一個多月罹難的遇羅克的一樣，沈元也被處以死刑整整四十年了，而且國內有關這位天才青年的現有材料，少而混亂，謹將平時所收集了一些有關沈元的資料，整理歸納一下，權作沈元本事考，也算是對四十年前的亡靈一點追思吧。
一、家世
網上資料——沈元（一九三八～一九七O），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一九五五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雷光漢——沈元是浙江義烏人，世家子弟，他父親沈鵬，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理科的，後來從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他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也很有名氣。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二OO九年五月出版了售價一二OO元的沈元遺著《〈漢書補註〉批註》，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台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沈元的父親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親，也就是沈元的姑姑，當是老人所講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學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親，則是沈驪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一），女，原名家蕙，浙江烏鎮人。祖父善蒸，精歷算，曾掌當地方言館數十年。父親承懌，號伯欣，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一九一四年，沈驪英受美國一位女教育家資助，前往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攻讀植物學，得理學士學位，復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一九三三年起任職於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八年零一個月之久。八年中，沈驪英以驚人的毅力，選育出九個小麥新品種，成熟早且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中國迄今只有兩個品系的小麥是以人名來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驪英之名命名的小麥品種，這就是廣為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驪英一號、三號、四號、五號和六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驪英去世後十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為糧食增產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眾的愛戴。由於過度辛勞，積勞成疾，沈驪英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在實驗室中突發性腦中風身亡，年僅四十四歲。沈驪英所選出的小麥雜交育種九個體系，解放後被命名為驪英一~九號，其中驪英三號和四號得到大面積推廣，被人們稱作是「麥子女聖」。
沈君山說——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六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着政府撤離到西南，接着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七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鄉縣烏鎮人，而且是大戶人家，但與也是烏鎮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為一個「沈家」，則不可考。
二、從勤奮天才到「極右分子」
據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文中寫道，沈元這個上海人，出身書香門第，一個戴着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麵皮白淨的書生，靦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年輕的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全國這麼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儘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學生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於好奇心，也因為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裏。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貽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系。
沈君山說——一九五七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一九五七到一九六O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摘譯和傳播討論，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勞動改造。後因表現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一九六二年，沈元被人推薦到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後予以破格錄取。
劉志琴《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我與沈元並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他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鬆，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