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註定的死路？！
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佈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裏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那一天，沈元買了盒黑色鞋油，塗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進了某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誰知該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國政府。沈元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來，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而且對方又如何承擔得起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沈元註定要命喪黃泉更因為他又碰到一九七O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碰到「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
劉志琴——文革結束後我調到近代史所，那時沈元已按投靠蘇修的罪名處死有年了。到所後我從人事處處長陳恕那裏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蘇聯大使館，實在是被逼無奈，文革中他已經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走到哪裏紅衛兵就追到哪裏，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現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難理解，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一九五六年在他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學生時，憑着他的聰慧和好奇心，翻譯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豈知就是這樣一個幼稚、魯莽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蘇本是劃右派的重要根據，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極右分子是什麼？為此被開除、勞教，流落社會。當初對蘇聯奉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邊倒，稍有異議的就以右派懲處。殊不知到六十年代就已乾坤顛倒，老大哥成為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人人都要斥而誅之。又怎能為了一已的生路，潛逃到蘇聯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當初為伊淪落到地獄，今朝又夢想伊能救他於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魯莽的錯誤。他用鞋油塗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為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為，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到蘇聯大使館，豈能被收留？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個右派叛國投敵的案例，是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領導豈可放過這一機會，公安部門很快就把這一案例交給近代史所的群眾進行討論，名為徵求民意，誰又敢說個「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視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態，就這樣全所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沈元因此被槍決，終年三十歲。
文革後我來到近代史所，悄悄問過一些人，沒有一個認為他是該當死罪的，言談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還為當時的違心之論懷有內疚，可在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一個也沒有！假如能緩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條命，一個少有的才華橫溢的年青生命。可這只是後來人的一廂情願，是天真的幻想，豈不知，文革中無端喪命的都難以計數，何況還是有端的沈元！以徵求民意為名要所在單位討論，實際上是狠抓階級鬥爭教育，甚或是在釣魚，考驗每個人的態度，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種行動說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為過。由公安人員坐陣，形勢之逼人，氣氛之嚴酷，絕不可能有人站出來為他說情，包括最欣賞他，在學術界勇於提出獨立見解的黎澍，對他的死刑也沒有表示異議。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氛圍中，有異議的也只能深藏內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課，他最初忍着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一九七O年四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佈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文革期間，沈元橫遭批判，化裝跑到外國使館要求「政治避難」，被抓獲後開了公審大會，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為了體現「群眾專政」，還交付當地居民討論，第一次討論，獲得寬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討論，結果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小小年紀的沈元到處受敵，四面楚歌。
郭羅基——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鬥沈元，黎澍陪鬥。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裏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四十二年匆匆過去，一九九O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一九八O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劉志琴——沈元早已成為枯骨，再也聽不到為他不平，為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為他負疚的同仁，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後人的一種象徵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餘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後事，家屬的下落，也杳無音訊。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沈元，可嘆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對國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長留人間。
劉再復《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里，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者）——二OO七年，我發表了題為《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的文章。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七一六人被定為右派分子，七人後來被判處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羅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為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註的最初動議。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不致湮沒。
何與懷——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佈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終於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