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份京東和美團圍繞騎手社保展開的輿論戰，到9月1日強制繳納社保的新規，騎手的勞動狀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對於很多騎手來說，社保似乎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他們總是緊盯着眼前的生活壓力。
騎手以透支自己的身體健康為代價，一刻不停地穿梭於食物供應鏈的「最後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識到，為顧客餐食而奔忙的他們，卻往往是這個系統里最難吃上一頓健康飯的人。
「騎手們經常一天兩頓，很多人有胃病。」《過渡勞動》作者孫萍在《隨機波動》播客中提到的這句話，讓我很不平靜。並非因為吃驚，而是出於共情。作為營養學者，這種矛盾讓我意識到，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餐桌上的食物與健康，還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飯。
一、規律飲食被工作犧牲
騎手患胃病，乍聽是因為缺乏健康知識，不懂養胃之道，但當群體患上了這樣的「職業病」，事情遠不止於此。
外賣騎手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作息不穩定，平常的進餐時間和飲食質量往往取決於訂單量、工時長短，甚至取餐地點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們是否「懂得養生」。現實是，他們的工作節奏不允許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準備營養均衡的餐食。騎手們的健康困境，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吃好，而是他們的勞動條件決定了他們無法做出更好的選擇。
因此，在理解騎手們的胃病時，開出「規律三餐」的營養處方是傲慢且無效的，因為它與「以單計價」的生存法則不兼容。社交媒體上常見的「少喝碳酸飲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運動」等專家建議，雖具體，但在真實世界裏常因為各種社會因素磕絆，難以實現。
◉奔跑的外賣小哥給停不下來的打工人送餐。來源：周平浪
孫萍團隊的田野調查雖然未專門評估騎手的健康狀況，但書中關於他們如何解決飢餓的描述，揭示了「顯而易見的不可見」健康風險：
曉敏：經歷離異陣痛的女騎手，「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會帶上在拼多多買的餅乾、饃片」。
吳之峰：為了應對「只出不進」的疫情政策，選擇露宿街頭跑單，每天用卡式爐和一口小鍋給自己做兩頓飯，「給自己煮麵、煮粉，有時候會做一些拌麵就着辣椒醬吃」。
洪大哥：「他打開早餐袋，裏面裝了兩個肉夾饃，表皮酥黃，熱氣騰騰，他邊啃肉夾饃邊喝百事可樂「。
這些餐食幾乎都是高碳水、高熱量的「速戰速決」型選擇，正是高強度體力勞動者典型的飲食縮影。這樣的飲食模式不僅難以提供均衡營養，也與膳食指南倡導的「食物多樣、合理搭配」相去甚遠。
對於一些騎手來說，「吃飯」這件事甚至在生活中完全不重要。在公眾號「騎手有話說」的一篇推文里，一位外賣小隊長反饋：騎手從業後體重增加的現象非常普遍，而體重不增反減，反而可能是甲亢等疾病的信號。另一位參與飲食調查的眾包騎手小白則乾脆地說自己不考慮什麼「飲食搭配」：
「沒有什麼考慮，沒有精緻的生活和考慮。如果今天爆單了，那就得不停地跑，就不想吃飯，只想掙錢。很多騎手跑到沒單了才會停下來，不會主動下線。一直有單，就會興奮，把飢餓感忘掉。」
吃得健康並非特權，但對「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單」的騎手而言，一天兩頓幾乎成了「成功」騎手的必備條件。生計的壓力讓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逐漸失去了對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選擇。
◉外賣站點在路邊開早會。平台的人員管理、訂單協調等工作都需要依賴基層站點。來源：天樂
騎手們不僅在生理上受到影響，心理健康狀況同樣令人擔憂。韓國一項針對打零工勞動者與抑鬱症的關聯調查揭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在工作壓力下，每天少於三餐的打零工者患抑鬱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以上！這種身心被掏空的倦怠感，在《過渡勞動》一書中描繪的女騎手身上有十分明顯的體現。頂着「喪偶式育兒」和生計雙重壓力的小鎮女騎手芳利發現，與孩子一起吃飯竟成了一種奢望：
「有的時候（比如）孩子吃飯的時候，放學的時候，剛好是送外賣的高峰，你就沒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給他點外賣。」
「騎手」與「母親」角色的衝突讓芳利難以入睡，這讓我們更直觀地看到，性別與勞動如何共同影響個人與家庭的健康。當工作和生活之間的邊界愈發模糊，隨時變動成為日常，工作餬口的壓力將「吃得健康」變成一種精疲力竭的權衡。健康本該是最基本的底線，卻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