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有一次我去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渴望拜謁名重一時的柏揚、陳映真和李敖。柏揚從台北郊外的山上趕來會我，仿佛離市囂已經很遠。在一個飯局上見陳映真，看上去眼色迷濛、一臉厭世。再打聽李敖，說已經躲出台北。我這才意識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塵世之外。向台灣人打聽他們，會召來一頓奚落：都什麼年月了？
那時台灣的出版界很慘，書店裏只有最年輕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暢銷，大家對另一種語言——立法院裏的「肢體語言」又想看又煩心。朋友告訴我，當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灣是政治精英和大眾文化明星的天下。
還有人記得林懷民嗎？二十多年前台灣文化藝術脫出體制的第一步，就是從他的「雲門」開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淚，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執政黨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這情形，就如同後來鄧小平和大陸知識分子，都需要「傷痕文學」一樣。
看來，兩岸的結局差不多，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反體制的文化力量同歸於盡，代之而起的是大眾消費文化。雖然這在台灣，是經「美麗島」事件的壓力而促使蔣經國變革，而在大陸則是經由一場流血，在刺刀下將文化精英趕到「外頭」和「裏頭」。不過我想，既使沒有「六四」，商業化的大潮也已勢不可當，文化擺脫政治魔咒之後，還會套上商業化的魔咒，這個趨勢是註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還未結束政治流亡，恐怕要準備另一個更漫長的「文化流亡」了。
四、杜維明發明「文化中國」卻忘了大眾文化
杜維明講「文化中國」，有三個意義世界，新加坡來的學者郭振宇說，你忘了一個「世界」——大眾文化。那些流行音樂卡帶、KTV、卡拉OK、香港電影、武俠小說、通俗文學，已是「中國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們超越地理上的「三個意義世界」，在所有中國人的世界蹦來蹦去，所向披靡。台灣「小虎隊」打遍兩岸，四年贏利四千萬美元，「亞洲周刊」稱「小虎隊統一中國」。其實在海外的一般中國人當中，哪裏有中國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這種中文式的消費文化。
大眾文化是港台商業社會的分泌物，以其經濟強勢，已對大陸構成絕對優勢的文化霸權，在後現代的中國，或許成為主流。它的源頭活水，大約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場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後來同地域性的嶺南文化、閩南文化（邊陲）雜交而成，這就如同台灣的通俗小說，都要拜當年上海租界裏的張愛玲為鼻祖。
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雖不過比大陸早了十年，卻使兩岸處於兩個時代。台灣因七零年代先得技術文明和消費文明而佔據高屋建翎之勢，大陸遲至八十年代對外開放，勢必成為發達國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費品的傾銷市場，這種情形，正如台灣在經濟起飛時成為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一樣。
這種落差，又是因為港台處於西方體系之內，其體制雖也鉗制民間對政治的參與，卻同時給民眾以不參與的「自由」，因此給社會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間，各種「次級文化」或「亞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發展;而大陸由於對文化資源和人的心靈的過度摧殘和禁錮，「次級文化」無從滋生，「文革」後文化的復甦需要向外藉助一個推力，這在知識界產生對西方各種思潮流派的囫圇吞棗的現象，在民間則產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現象。
如今大陸畢竟在一場血的祭奠之下，放縱了民間次級文化的滋生，於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現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邊緣的北京，大陸人自己的市民文化，從崔健的西北風搖滾到葛優的大陸版「無厘頭」，從王朔的「痞子文學」到毛阿敏的演唱會，真正肆無忌憚地——沒有政治禁固也沒有精英壓制——成長起來了。
五、小傳統反大傳統
市民文化的興起，淡化政治色彩，無意識形態傾向，卻有反「精英」傾向。
文化空間的獲得，原本是仰仗一個龐大的文化買方市場的興起，文化產品迅速變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層面的影響——無論官方的還是知識精英的——都必須減弱到市場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恰好形成一種張力，產生了精神上的中間地帶。同時，文化的市場化迫使各種新思潮、新觀念都必須走大眾化的路線，這種大眾文化的消費性和傳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適應的。
在中國文化當中，大傳統（精英）與小傳統（民俗）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從未消除；一百年來傳統的式微，又產生如毛澤東一類利用小傳統反大傳統的能手，使兩者在深層蘊涵着敵意。
大眾文化在中國有雙重的邊緣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邊陲侵入中心，對大傳統下的精英文化構成挑戰，就象歷史上的邊緣人入侵中心，將文化人邊緣化；同時，以傳統包裝現代，廉價出售，將民俗文化（小傳統）)商品化。
地處儒家文化區邊陲的港台消費文化，衝擊着處於前現代的大陸，以濃厚的西洋化和反傳統特色對其「反哺」，並召喚大陸市民文化的興起，從價值觀念到話語系統都迅速將大陸解構。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義和經濟強勢為後盾的現代消費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處都在瓦解着人類的傳統價值，也創造着多元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