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抄家風掃蕩下，許多人被迫自行破壞珍藏的文物書畫等。如名畫家吳昌碩後人，將許多字畫撕毀，當廢紙就賣掉一百多斤。著名畫家林風眠，將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將畢生積累的一大批明清大書法家真跡，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靜時倒進蘇州河。[60]
文革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編寫的《建國以來的上海銀行工作》一書中，公佈上海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戶數和財產的統計數字，從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萬餘戶，佔全市總戶數241萬戶的6.5％。其中市區11.45萬餘戶，佔市區139萬戶的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黃金64.9萬餘兩，各種金銀首飾90.7萬餘件，鑽戒、鑽石4萬多隻，珠寶、玉器、古玩27萬餘件，美鈔334萬餘元，其他外幣330餘萬元，銀元239萬餘元，現金、存款、公債券3.76億元。[61]
還據一份材料顯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繳597架鋼琴，後來都沒歸還原主，而由市革委會有關部門批准，轉送給了中小學。[62]抄家物資中，金銀、存單、現金、外幣及貴重物品，當時就交由銀行收兌和保管；1970年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各單位寄存在銀行的金銀，由銀行按當時收兌牌價折價處理。那時金銀兌換價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壟斷價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還有許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畫、外幣等，被無知狂熱的抄家者作為「四舊」或「崇洋」，當場燒毀砸爛，損失難以估量。抄家物資集中堆放，沒有任何交接手續和賬冊，情況混亂，於是又被一些人趁機順手牽羊、中飽私囊，日後也無法查清。
伴隨着「抄家風」的，還有驅趕「黑六類」風。這股風由北京刮來，上海紅衛兵向北京紅衛兵學習，去街道、里弄驅趕「黑六類」，勒令他們必須在限定的日子遷離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配合紅衛兵的「勒令」，驅趕本單位的職工。市商業二局系統從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開出「黑六類」名單1630餘人，其中511人被「掃地出門，趕回原籍或農村、小城鎮。市財政局系統的一些單位，以「反革命」、「漏劃地主」、「漏劃富農」、「壞分子」等為名，將局機關以及所屬分局、建行等機關的21人趕出機關，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樓自殺身亡。市水產供銷公司第二批發部共有職工638人，被大字報點名要驅逐出上海的有133人，占職工總數20.8％。而據當時的統計，到1966年10月10日為止，上海全市有9260餘人被遣送回鄉。[63]
1966年整個「紅八月」包括與之相連的9月期間，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幅度上升：
社會上不斷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據市委辦公廳《文化大革命動態》第841期記載，9月份不完全統計，發生自殺事件704起，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後自殺的446人；被掛牌、遊街、剃陰陽頭等不堪凌辱自殺的169人；大字報多、思想緊張自殺的18人；其他原因29人；原因不詳的42人。[64]
在整個「破四舊」風潮中，據說毛澤東始終沒有讚美支持之言。雖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女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被紅衛兵作為他們暴力行為的依據。但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文革後認為，毛澤東對「破四舊」不欣賞，覺得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派，毛以後還指斥這一時期運動是「轉移鬥爭大方向」。[65]但當時也沒有傳出毛制止這些行為的言論，甚至當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向他匯報，希望制止紅衛兵行為時，毛回答：「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66]毛澤東以後一再對人說他反對武鬥。但他顯然並不反對用越軌行為衝決他所認為的障礙。
在這方面推波助瀾的是當時的新聞媒體。兩個月後，當「破四舊」已將民眾情緒充分煽動起來，毛澤東將再一次扭轉運動方向，把民眾的狂熱納入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軌道。
小結
從紅衛兵運動開始，一場體制外力量對決體制內勢力的較量開始了。
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建立的一個處於中央權力體系之外的力量，一個他自己能夠直接領導和支配的中央決策班子，用以對付和對抗他所要打擊的中央決策層幹部對文革的控制；那麼，紅衛兵則是毛澤東支持的不受各級黨團或學生會等官方組織控制的體制外青少年群眾組織，用以衝決地方執行層幹部對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間如果交往稍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責為「小集團」、「反革命小集團」，輕則遭受批判，重則被判刑。執政黨不允許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間團體存在。所以，紅衛兵組織興起的最大意義在於其體制外組織形態，為不久全社會的自由自願結社開了大門。於是底層群眾的意願，得以用群眾組織的形式表達並介入黨內鬥爭，毛澤東的意願得以上下呼應。這種結果雖不是毛澤東在給紅衛兵寫支持信時所完全能預料到，但卻是毛所需要的。
以黨內高幹子女為核心的第一批紅衛兵，在文革最初的發動上起了巨大的榜樣作用。他們藐視權威與秩序的反叛精神，帶動了全國的青少年以及對現狀不滿者。但是，他們的政治要求，也只到能夠成立不受黨團組織控制的結社自由。他們的最終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獨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分，將來獨享政治資源；他們企圖以「血統論」，清除那些學習成績出色的非「紅五類」子女的競爭威脅。在鬥爭方向和鬥爭對象上，他們和當政者的目標完全一致，區別只在「文鬥」還是「武鬥」。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暴戾，是執政黨長期以來階級鬥爭學說的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導的必然結果。而且由於北京紅衛兵最初的暴戾，不但沒有受到當局及時的阻止和懲罰，反而得到默許甚至鼓勵，這就不但使1966年的「紅八月」充滿了血腥，而且為稍後興起的造反派樹立了榜樣。整個文革十年中的武鬥和打人行為，都可以溯源到「紅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幹部子女紅衛兵。當然，更遠可以溯源到《湖南農民考察報告》。
「破四舊」是上海繼「鬥鬼風」後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於這兩個高潮幾乎相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高潮。這兩個高潮一脈相承，對象全部都是被階級鬥爭理念政治分層出來的「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只不過「鬥鬼風」是在中央號召下的按照「黑幫、反動學術權威」標準的又一次政治分層，「破四舊」則是紅衛兵們對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有的革命對象和不信任對象的一網打盡。
與「鬥鬼風」一樣，上海最初的紅衛兵運動幾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舊。但是，總體來說，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數目要比北京低許多。這與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說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關係；也由於上海開埠較早，市民對法律和生命相對敬畏和尊重。
上海死亡人數相對較少，還與上海市委極力控制有關。北京紅衛兵自籌備成立始，就完全是體制外產物，不受各級黨委控制。而因為運動初期上海與北京的時間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夠儘量設法影響運動。因為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上海市委從紅衛兵籌備成立開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動，都盡力「加強黨的領導」，使之處於自己影響之下，儘量減少其破壞作用。許多時候，當聽說哪裏發生嚴重打人事件，幹部們都會立即去現場勸阻和處理。這是上海紅衛兵最初的破壞力不及北京大的原因之一。
「鬥鬼風」和「紅八月」兩個暴力高潮席捲上海時，上海的文革運動還沒有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鬥爭的對象是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對象的延續，因此打人抄家侮辱人格施行迫害者都是最初的紅衛兵，包括成人職工紅衛兵。
「紅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紅衛兵，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一樣，他們的批判指向，與執政黨十七年的批判指向完全一致；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區別的是，他們有着明確的保衛對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們必須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須接受上海市委的領導，這使他們被視為保守派組織。而隨着中央決策層對文革對象態度的明朗和對造反派的堅決支持，上海的紅衛兵運動將很快分化，造反派紅衛兵迅速崛起。到最後，上海紅衛兵中最頑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幹部子女，還有一些對文革打倒一切思維方式有看法的學生。他們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終與文革格格不入。尤其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除了與造反派的摩擦外，很少參與運動。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被文革邊緣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對文革熱情的消褪。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運動，始終只是對北京運動的追隨和模仿，沒有自己的原創，也沒有上海這樣一個全國最大工業和消費城市所應表現出的特點。上海的特點，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興起之後，才會顯現。
（原載《記憶》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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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2].傳單《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宣傳組1967年6月。
[3].工廠機關的紅衛兵組織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後來都改稱為「戰鬥隊」或「造反隊」。
[4].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寫。「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前身。
[5].《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
[6].《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載於《紅衛兵戰地》紅1號，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大批判小組主辦，1967年8月6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7].原上海第61中學高中學生、上紅總部工作人員張小坊的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張小坊在2009年12月26日對金光耀、金大陸、李遜的訪談時還回憶說：這次會上決定了兩件事：一是成立全市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二是成立全市大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
[8].《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而據後來成立的另一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紅西南」負責人屠伯森對筆者的回憶說，據他的記憶，第一條是「在上海市委領導下開展運動」。
[9].《上紅總部正式成立》，載於「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合辦的小報《紅衛兵》第一期，1966年9月16日。
[10].《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
[11].金光耀、金大陸、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12].韓烽火著《對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
[13].這是聽起草者、筆者的同學俞膠東回憶的，他是當時已經去世的原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璜的兒子，松江二中高三學生。文革初期，筆者也曾聽他講起過這篇文章。不過筆者始終沒有親眼見到過。
[14].這個日期引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造反派鬥爭大事記》（討論稿），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辦公室資料組編，載於《一月風暴》叢書1966年第一期，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一月風暴編輯部》。原件藏上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5].以上資料引自1966年8月25日新華社報報道，以及金大陸主編的《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張治凡著《我所參加的一次搶劫》，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4&tid=504
[17].以上材料大部來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以及1966年8月25日、8月29日、9月29日的新華社報道。
[18].《上海地名志》，《上海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張紹梁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江青19660728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2年出版。但據說，毛澤東在這段話後面還有一句話：「今後不許打人」，說毛澤東對刪去最關鍵的這句話很生氣。
[20].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438頁。
[21].金大陸、金光耀、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22].樹棼著《生死戀歌——周信芳與裘麗琳》，文匯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李遜2005年10月1日對原上海市紅衛兵總部政治部副主任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24].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始末（1966910－930）》，發表於《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25].李宗陶著《思慮中國——當代36位知識人訪談錄》中對楊東平的訪談：《楊東平——積極的悲觀主義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26].以上材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27].《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29].此表格和表格後的說明均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30].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刊於《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總第78-34k期)。
[31].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60頁。筆者當年也曾聽到身為局級幹部的父親提及市委的這個「10條」，父親並要求筆者和弟妹不要去參與抄家。
[32].《市委和市委宣傳部頑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幾個突出事例》，市委宣傳部「一心為公」革命造反戰鬥小組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的發言，載於寫作班造反大會的大會特刊。
[33].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編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34].筆者2005年10月1日對原上海市紅衛兵總部工作人員、原上海松江二中高三學生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35].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
[36].同上
[37].金光耀、金大陸、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38].孫恆志著《從紅衛兵到「反革命」》。
[39].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0].張延平著《「文革」我當上了「作戰處處長」》。
[41].同上。
[42].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43].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44].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5].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當年聽親歷者說的。
[46].這個回憶是筆者在網上看到的2008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橋網站」，網址http：//wwwzqlhc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學66屆初三（10）班學生，筆名海訊。
[47].李遜2006年年8月21日對原「上海紅衛兵西南地區紅衛兵」負責人、上海市第51中學中五學生屠伯森的訪談記錄。
[48].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2005年10月2日告訴筆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監測部門監測可疑電波的點，少年時經常有兩個軍人帶着儀器來他家，在一間屋子裏對着外面通宵監測。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這兩人文革中告訴他的。
[49].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50].金大陸、金光耀、李遜對張小坊的訪談。
[51].以上資料均為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52].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會見北京南下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摘要，1966年9月4日，載於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匯編第1集，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翻印，新北大《叢中笑》戰鬥組印，1967年2月，上海。
[53].傳單《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報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程綺華等，1966年11月16日。
[54].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55].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委、有色金屬總公司黨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7年10月編《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史大事記》。
[56].《上棉十七廠十年動亂紀實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廠1984年編寫。
[57].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頁。
[58].同上。
[59].以上材料均來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60].丁抒著《幾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舊」簡記》。
[61].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105頁。
[62].市教育局工宣隊軍宣隊1969年1月26日《關於抄家鋼琴的分配報告》，原件藏上海市檔案館，檔號B105-4-325-4。
[63].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103頁。
[64].同上第58頁。
[65].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644頁。
[66].吳德著《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第27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