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它－死亡數」一欄中的「5人」，具體為「舊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1人，道士1人，職工家屬1人，里弄生產組成員1人」。此處「死亡數」為毆打致死。
3、「受傷數」一欄總人數為十個區的統計。分類情況缺少閘北區的數據。
4、「被剃頭數」一欄總人數為十個區的統計。分類情況為楊浦、徐匯、盧灣、南市等四個區的數據。
由表可知，在整個遭受體罰的人群中，除了運動初期就被各單位定為「重點對象」的，「四類分子」（占受體罰總人數的22.8%，下同）、「資本家」（15.6%）和「社會其它人員」（18.4%）均為重點打擊對象，且死亡數、受傷數、被剃頭數圴為佐證，例如「四類分子」的死亡數為毆打致死總人數的45.5%；受傷數為24.8%；被剃頭數為26.3%，在各人員分類中均列高位。
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得到來自中央決策層的支持。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講話，更是為紅色恐怖推波助瀾。謝富治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8月下旬他在甘肅、陝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甚至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30]謝富治這些講話，撤去了本應保護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後屏障。
有組織的全市性大抄家
「上紅總部」還在籌備階段，北京的抄家風已經興起。但上海市委對整個「破四舊」，始終持保留態度。8月23日，北京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消息剛經《人民日報》刊登，8月24日市委書記處便連夜開會，作出規範意見，第一個內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還有不要破壞公物，不要破壞文物，不要去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強迫脫鞋子、脫褲子，不要攔轎車，允許市民乘坐三輪車，不要破壞建築物，不要燒圖書，不要燒檔案，保護圖書，等等，共有10條，口頭通知各區、縣、局黨委黨委宣傳貫徹。[31]
但沒幾天，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高度讚揚抄家，抄家成為時代最強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隨便」兩字：「不要隨便抄家」。不過前一天，8月2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另一篇社論《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軍學習》，於是，上海的廣播電台對前一篇社論只廣播了7次，而後一篇社論，卻播送了33次。[32]曹荻秋還要求幹部們儘可能地維持秩序，「在一天內製止下來」。上海市委這個「10條」以後被來上海串連的北京紅衛兵一再指責，說是阻礙運動的「臭10條」。張春橋在在北京聽說曹荻秋制定10條，也打電話來批評市委，說「不要作束縛群眾手腳的規定」。[33]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規模抄家，其中有組織連續抄家達3天。當時「上紅總部」還沒有成立，一個市一級類似領導小組的機構，領導了這3天的全市性抄家，領導者都是些中學紅衛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為「上紅總部」成員。抄家行動時，他們分管各區；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質，或與被抄家者發生衝突，隨時與他們聯繫，警備區向他們提供了汽車，他們可以迅速前往處理。[34]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市委從原先的不贊成抄家，到組織和引導抄家行動，顯然是想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盡力規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
抄家名單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黨組織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長謝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35]直到9月2日，由於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發佈《關於制止一切打死人現象的緊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也不要向群眾提供」。[36]
上海這次大抄家，市區10個區的抄家名單，全部匯總到那個市一級的抄家領導機構，當時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這些抄家名單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這些抄家名單，每個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眾的檢舉揭發，主要是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的，還有什麼被認為是反革命的人、被釋放的舊軍警和國民黨將校以上的高層人員，還有解放後群眾舉報的私藏武器和電台的特務，等等。「地富反壞右」倒很少，沒有著名人士。有資本家，但大都是被認為和敵特勢力有聯繫的資本家。所有這些材料，全是解放後到文革前夕這許多年的舉報，由派出所整理的。
為什麼我當時會覺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為這些資料全部都是打字機打出來再油印的，沒有一張是手寫的，而且紙張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剛打印出來的。那個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會有打字機。所以，給我當時的感覺，這是上海市公安局為配合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統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來的。每份名單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圖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絕對沒有大量抄資本家的家。至於有沒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敵特嫌疑上。而且給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將重點放在敵特嫌疑上。當然，之後的抄家，就開始抄資本家的家。不過，那些抄家就不是我們統一指揮的了。[37]
另一個當年的紅衛兵幾十年後也回憶說，抄家名單是政府給的：
我們抄家的名單，大都是街道里委和公安局提供的。徐匯區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來找，讓我們幫助破案。他們佈置我們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夾在裏面，關鍵時出面審問嫌疑人。我記得用這個辦法查了兩起案子。一起大概屬於「特嫌案」。[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