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遜
上海第一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
1966年的6月初，一個不受黨團和學生會控制的青少年組織在北京橫空出世。他們貼出《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喊出後來風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號——「造反」。他們和壓制自己組織的學校黨支部或工作隊辯論，7月28日，江青將他們的大字報送毛澤東。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屆11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給他們的回信，信中說：「我支持你們」。這個組織就是不久將震驚中國和全世界的紅衛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傳到上海，上海許多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摩拳擦掌，準備成立紅衛兵組織。幾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又以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的方式，表達自己對這個體制外青少年組織的支持。紅衛兵運動迅即在北京興起。
上海各校學生馬上也要求成立紅衛兵組織。此時上海的學生，還是希望在各級黨委的許可下成立組織。但上海市委很謹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當天上午，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上海是否開會慶祝。曹荻秋「竭力反對，後被迫同意開，又說，不講話，隊伍走過就算了」。最後還是陳丕顯決定，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都要到會講話。[1]第二天，上海組織慶祝遊行。會上，復旦大學「紅衛兵戰鬥小組」的代表報告8月18日在北京見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師範學院附中學生向大會提出在全市建立「紅衛兵縱隊」倡議。
對於這個體制外組織，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組織紅衛兵的問題還要考慮，8屆11中全會上沒有講」。學生要在報上刊登建立上海紅衛兵組織的倡議，曹荻秋沒答應。8月22日晚，市委在江灣體育場及虹口體育場召開上海市高等院校師生員工大會，會上又有學生要求建立紅衛兵，曹荻秋明確表示「我不主張建立紅衛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對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組織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學校，甚至工廠、機關中蓬勃興起。[3]
上海最早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是成立於8月11日的復旦大學外語系「紅衛兵戰鬥小組」，負責人勞元一，他不久成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負責人之一。8月22日，復旦大學紅衛兵大隊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範中學紅衛兵組織成立。幾天之內，所有的大、中學校全都成立了紅衛兵。
最初的上海紅衛兵組織完全是北京紅衛兵的翻版：講成分，唯出身，非「紅五類」（即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子女不能參加，甚至教師、醫生以及普通職員的子女，都沒有參加資格。而且與北京一樣，上海各校紅衛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幹部子女。
為將紅衛兵運動納入慣常軌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紅衛兵聯絡站，站長是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不久，不但學校紅衛兵組織，而且工人、農民的紅衛兵組織也紛紛成立，也由張文豹負責聯繫。8月底至9月，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並衝擊上海市委，社會秩序越來越亂。陳丕顯和曹荻秋提出，對紅衛兵組織要加以引導。
上海市委對紅衛兵的態度，從不支持到希望組織引導，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及中央決策機構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共產黨一貫思路：對所有的群眾組織必須加強領導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實掌握」幾個紅衛兵組織「在自己手裏」，「有事情可以用來起糾察作用」，[4]據後來批鬥曹荻秋大會的批判材料說，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區委書記會議上說：「根據運動的發展，每個區要切實能掌握二、三個大型學校的紅衛兵在自己手裏，這樣事情就好辦了」。[5]顯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對越來越失序的現狀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個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紅衛兵組織，就是在這樣的設想下由市委聯絡籌備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書記梁國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各自召見了一些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備區等領導幹部的子女，希望他們儘快成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維持社會秩序。[6]而另一個當事者也回憶說，上海第一個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生紅衛兵組織的成立，確實是上海市委組織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曉台（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打來的電話，讓我去警備區政委李彬山家開會。……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裏，記得那時大概有三、四十個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幹部蘇超（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說：北京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現在上海也要成立，你們這些人是市委經過選拔的。大家一起開了個會，會後又分開在兩個房間組織討論（中學生一個房間，大學生一個房間）。後來分別成立了兩個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7]
在籌備過程中，上海警備區給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輛摩托車，還派出不穿軍服的軍人，為紅衛兵們開車，使籌備者得以在十來天時間內，聯絡了全市10個區的500多所中學，再加上中等技術學校、中等專科學校以及郊縣的中學。
參加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是有條件的。當時，正值第一批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他們對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質疑；由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後來被改稱為「保守派」，又叫「老保」），許多學校都同時存在不同觀點的紅衛兵組織。於是，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就成為參加條件。而據不久後對市委的揭發材料，更是說參加者必須具備幾個條件：
(1)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須是紅五類出身；
(3)要文鬥不要武鬥。[8]
9月12日下午3時，「上海紅衛兵總部」（簡稱「上紅總部」），在人民廣場召開正式成立大會。這是上海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上海的黨政領導和駐滬三軍領導曹荻秋、梁國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楊愷、陶勇、廖政國等，都出席大會；曹荻秋、陶勇、廖政國並講話。參加大會的還有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貧下中農協會的領導，以及上海的學毛主席著作標兵楊富珍、楊懷遠和蔡祖泉。大會宣佈，「上紅總部」決定聘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廖政國為總輔導員，聘警備區副司令員張宜愛和副政委李彬山為輔導員。[9]
「上紅總部」的總指揮、南洋模範中學高三學生李愛民，是文革前中學生中少有的共產黨員。據說當時中央有個精神：高幹子弟不要擔任紅衛兵組織負責人。李的父親是部隊中層幹部。不過，李的性格不屬於能幹張揚類型，幾乎是名義上的司令，實際決策人是廖年和韓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學生。前者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兒子，任「上紅總部」的參謀長；後者是是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的兒子，也是共產黨員，李愛民的同班同學，任政委。此外，「上紅總部」的部門負責人也都是幹部子女：聯絡部部長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魏曉台，後勤部長是市民政局副局長楊洪才的兒子楊海光，作戰部長是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兒子張小勇，辦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學院黨委書記張敬人的兒子張小坊，等等；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也曾在「上紅總部」編過報紙。他們大都是高中學生。
「上紅總部」號稱統領全市紅衛兵40萬。這個數字是根據當時上海全市中學生的數字估算的。上海各區也都設「區總部」，每區一個總指揮，兼「上紅總部」副政委。
「上紅總部」機關報為《紅衛兵》報，鉛印4開，創刊於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審查。張春橋女兒張維維曾經是編輯之一。
「上紅總部」在籌備階段時，辦公處最初設在原永安公司老闆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號近復興路口的家中。那時抄家之風已經興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學的紅衛兵佔據，「上紅總部」便暫時在那裏辦了幾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廣場剛完建的一幢大樓內。這幢1964年開始建造的五層大樓，原準備作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市人委）辦公大樓，文革驟起，沒來得及使用，市委就將其分配給「上紅總部」辦公用，一、二、三樓辦公；四、五樓作宿舍，紅衛兵們在那裏打地鋪過夜睡覺。
9月29日，上海第一個全市性造反派組織「紅衛兵西南地區指揮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辦公處。為了不被指責對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為了避免以後更多的群眾組織來申請辦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紅總部」搬出人民廣場大樓。據說當時市委希望「上紅總部」能遷往南洋模範中學，因為那裏離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比較近。但「上紅總部」有些人不願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紅總部」搬往徐家匯天主教堂。[10]
「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上紅大專總部」），繼中學生的「上紅總部」成立後，於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學生紅衛兵組織，也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文革。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復旦大隊部」）是主要發起者；成員主要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總部設在陝西北路500號共青團上海市委的團校內；主要負責人是華東師範大學學生李本榮，文革前是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的副主席。「上紅大專總部」機關報也是《紅衛兵》，與中學「上紅總部」聯合編輯。
但是，「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除了報紙是聯合辦的，實際沒有什麼橫向聯繫，甚至沒有在一起開過會，[11]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學紅衛兵初期活動，都在校園內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這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能夠對越來越亂的社會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韓烽火後來對此回憶說：「他們主要的指示，就是讓我們維持好秩序」。[12]但是，以幹部子女為領導核心的「上紅總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優越感嚴重，和北京紅衛兵一樣，只有「純紅五類」子女有資格加入，將許多其他家庭出身學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現執政黨17年以來的階級等級身份制，而且更加強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學生，沒有資格加入紅衛兵，另為他們組織了「紅外圍」、「紅戰友」之類的組織，以既顯示區別。而且幹部子女與幹部階層的先天聯繫，使他們無法將鬥爭目標集中到毛澤東所要打擊的當權派身上，他們是天然「老保」。「上紅總部」曾發過一篇傳單《革命的保爹保媽派萬歲！》，光是這個標題就很能說明他們的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報》社總編馬達審稿。[13]
不過，市委沒有提出過讓「上紅總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為局勢的變化，「上紅總部」更是沒有也無法組織什麼有影響的活動，隨着造反派紅衛兵興起，這些被稱為老保的紅衛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紅大專總部」被復旦大學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查封，[14]從此不復存在。中學生的「上紅總部」，由於骨幹成員高幹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後，為避嫌避砸抄，或離開總部，或外出串聯，總部實際癱瘓，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後，也不復存在。
上海的「破四舊」
8月20日起，北京紅衛兵作出更驚世駭俗的行動——上街「破四舊」。所謂「四舊」是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來的，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個行動通過新華社報道傳向全國全世界，《人民日報》還特地為此配發社論《好得很》，為紅衛兵的狂熱推波助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8月23日剛發佈北京紅衛兵的這則新聞，當天，全上海大、中學校紅衛兵便涌往街頭，尤其涌往商業鬧市區，首要目標就是「四舊」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個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馬路，而是有着27年歷史的《新民晚報》。就在「破四舊」消息見報當天，8月23日，《新民晚報》宣佈改名為《上海晚報》。這家創刊於1929年的報紙，以貼近生活的報風深受上海市民喜愛，始終居上海地區市民自費訂報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紅衛兵強迫，而是報社「文化革命小組」和臨時黨支部決定。改成這個毫無個性的名字，顯然是想減淡該報的民間色彩。這個決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佈，恰好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個榜樣。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業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紅衛兵加上成千上萬看熱鬧的路人，將馬路圍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櫥窗貼滿大字報，都是五花八門的改名意見：國際飯店被倡議改為「亞非拉飯店」、「工農兵招待所」；和平飯店被倡議改為「人民戰爭飯店」、「革命飯店」；永安公司被建議改名「永紅」、「永鬥」百貨商店，淮海路舊貨商店被改名為「人民委託商店」。老字號的王開照相館、冠龍照相器材店、邵萬生南貨店，招牌都被取下扔進火里。
各大服裝、皮鞋、理髮店前，貼滿大標語和「最後通牒」：「不准縫製奇裝異服」、「不准出售尖頭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飛頭」；著名的藍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斥為「尖頭皮鞋司令部」，店裏一雙雙待售皮鞋，被紅衛兵們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業娛樂場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繩子拉下砸爛；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東方紅文化宮」、「工農兵友誼劇場」、「革命俱樂部」、「人民遊樂場」、「東風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紅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改名「工農兵食品廠」，襄陽公園改名「向陽公園」。「靜安區」改為「延安區」、「紅衛區」；徐匯區改為「群英區」、「前衛區」；長寧區改為「戰鬥區」、「長征區」、「遵義區」；「普陀區」改為「普紅區」、「工人區」；盧灣區改為「紅衛區」，等等。南京路改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為「憶苦思甜路」；復旦大學被建議改名為「東方紅大學」。[15]
上海的宗教場所和宗教建築大都遭到毀滅性破壞，因為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共產黨更是無神論。百年名剎玉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