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這一南一北兩大媒體，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輿論重鎮。可以說，他們曾經的光榮與夢想，實際上代表了改革開放年代的光榮與夢想；而他們後來的衰敗乃至沉寂，也意味着這個時代的黯然落幕。
對這兩家媒體來說，曾經，推動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的和平轉型是它們共同的使命，但它們各自的定位、風格又不同。如果說南方周末主要從新聞專業主義的定位出發，來履行媒體之為社會公器的天職，那麼《炎黃春秋》的政治性更強。現在終於可以說，它實際上不只是一家媒體，更是一個體制邊緣的政治俱樂部。
政治元老們「去組織」的組織化嘗試
正如毛澤東早年所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一個超大體量的執政黨，政治和思想上的分化是必然的，但共產黨作為高度中央集權的執政黨，又絕不允許任何分化，任何公開的分化都會被認為是分裂黨，都屬於莫逆之罪。這種情況下，政黨的分化就只能轉為地下。
《炎黃春秋》就是這種黨內分化的產物。幸逢改革開放時代，國內大氣候相對寬鬆，不僅黨內的不同聲音能夠有機會浮出水面，而且這些持不同聲音的黨內人士還可以有某種形式的自發集結，只是，這種集結不可表現為公開的組織化，也不能有任何明確的組織形式。
那麼，不妨就用媒體及同仁刊物的形式。這就有了《炎黃春秋》。
《炎黃春秋》公開的創始人和操盤人，是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正部級高官杜導正。但實際上，杜主要是出頭人，如果把《炎黃春秋》比喻成一個大企業，杜這位總裁之外，背後其實有個隱形的元老院。元老院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離退休的黨內大佬。
最重要的人物是蕭克。蕭克是中共黨內頂級元老，他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參與南昌起義。25歲出任紅八軍軍長，27歲出任紅六軍團軍團長，其資歷不在林彪、彭德懷之下。蕭克因為跟毛澤東個人的緊張關係，中共建政後沒能評上元帥，只評了個區區上將。但其德高望重，為黨內軍內公認。尤其是長期的邊緣化，讓他有足夠空間冷靜觀察和反思，對體制有清醒的認識。
蕭克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中共黨內有一批像他這樣對體制有清醒認識的大佬，統稱「兩頭真」老幹部。所謂「兩頭真」，意思是他們早年懷着理想投身中共，以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新中國為奮鬥目標，但中共建政後，他們也被裹挾，離初心越走越遠。文革的十年浩劫讓他們大夢初醒，重又走上了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黨內元老李銳的名言，也是這些「兩頭真」老幹部共同的心聲。
正是這批「兩頭真」老幹部，構成了《炎黃春秋》隱形的元老院。蕭克、李銳之外，參與創始的人還包括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前副總理田紀雲，前人大副委員長、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以及張聞天曾經的秘書何方，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等。他們多數屬於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舊部，在胡趙分別失勢之後，他們成了胡趙思想遺產的主要守護者。
正是以他們為中心，殘存的黨內改革派、民主派聚集起來，開始形成某種力量。《炎黃春秋》某種程度上既是他們的機關刊物，也是他們合法聚集的平台，也可以說是一個俱樂部。
這不是政治組織，不屬於政黨或政派，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無組織，而是一種非常接近臨界點的組織化。在中國，任何媒體都必須有官方機構主管，《炎黃春秋》也不例外，為此，蕭克於1991年5月專門創辦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並出任首任會長，《炎黃春秋》即掛靠該會。該會其實就是一個明確的組織，只是不以政治而是以文化之名出現。也就是說，為了能夠組織起來，蕭克等一批「兩頭真」老幹部，把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改革開放時代特有的灰色空間，用到了極致。
研究會問世僅兩月，《炎黃春秋》即告創刊。此時，距離1989年天安門事件僅過去兩年，中共正大舉「反和平演變」，極左派極其猖獗，國內政治氣候極其嚴酷，鄧小平也還沒有進行所謂的南巡。在這關頭創辦《炎黃春秋》，聚集改革力量，可見蕭克等人的勇氣智慧。
雖然《炎黃春秋》的創始人都是體制內高官，但雜誌本身不屬於體制內，它沒有編制，人員全是聘用制；沒有財政撥款或任何其他官費，費用都來自讀者訂閱；也沒有官方提供的辦公場地，都來自市場租賃；屬於典型的市場化媒體，帶有強烈的民間色彩。跟官方的聯繫，主要是創始人的身份以及因創始人的個人影響而擁有的官方特批的公開刊號。就此而言，《炎黃春秋》實際上處於一個亦官亦民的灰色地帶。居於這樣的體制內外結合部，一方面對體制內發言，影響體制內人士尤其體制內高層，另一方面對體制外的廣大公眾發言，影響社會。這正是創始人的初衷。
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實現了自己的初衷，並與身處廣州的南方周末形成某種微妙呼應。分處南北的一報一刊千里共舞，曾經持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鼓與呼。
常識的火種：從歷史反思到自由啟蒙
《炎黃春秋》對當代中國思想史作出了獨特貢獻，從以下幾點可見。
首先是還原歷史真相，尤其黨史、國史的真相。這也是雜誌創始人蕭克的初衷。親歷者宋文茂回憶，蕭多次這樣強調：「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人為地歪曲事實。真理只有一個，是不能以某種政治上的需要來改變的。」「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搞歷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
可以說，在中國的言論環境下，《炎黃春秋》最大限度貫徹了這些原則。
《炎黃春秋》雖然政治性極強，但主要表現形態還是一份文史刊物，自許「以主要篇幅記述重要的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而所涉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大多數屬於官史刻意掩飾甚至完全迴避的敏感題材。如《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2013年8月期，作者洪振快）一文，此處所謂「特產」即鴉片產業，這一段關於延安時期鴉片產業的歷史，就是官史諱莫如深的一個黑洞。
從共產黨建政之初到八十年代所謂「嚴打」，數十年的中國苦難史，《炎黃春秋》都沒有迴避，鎮反、反右、文革等是其常規題材。此外，雜誌也頻頻聚焦於一般媒體噤若寒蟬的其它高風險題材。
比如，披露土改真相的篇章有：《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