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中產階層的特點，天然是因為「有的選」而眼光挑剔。實在不行，跑麼。
到了巴列維王朝的最後幾年，在政局的不斷動盪中，大量伊朗中產階層開始像鐵達尼號上乘客們一樣，大批逃離這艘快沉的船。
而這些人的後代，很多就是今天人們在世界盃賽場上為伊朗隊加油助威的那些開放的男女球迷們。
這些伊朗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市民、中產階層、社會精英們，當然不喜歡越鬧越凶的霍梅尼和其極端保守主張，不想讓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帶上面紗，生活按教法行使。可是曾經主張世俗化的那個國王，他們也同樣無心保衛。
於是他們選擇了離開，這個群體在伊朗像煮開的鍋里的水蒸氣一樣，逃逸、蒸發掉了。這個社會越來越只剩下了憤怒、激進的中下層，在那裏兀自沸騰。
然後，爆炸終於發生了。
4
1979年2月，支持霍梅尼主張的伊朗軍校學生發生武裝譁變，譁變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大量出身農村的伊朗軍人選擇支持這場「伊斯蘭革命」，把巴列維王朝的高官顯貴、軍隊將領投進了監獄，並迅速集體處決。
3月，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並立刻發表了就婦女着裝講話：「婦女不應裸露羞體，她們必須戴面紗。」
同年7月他又以相似的理由禁止了他認為不符合宗教教義的音樂、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雕刻和攝影……在伊朗如果被發現觀看或收聽這些東西，都會被道德警察找麻煩。
霍梅尼基於他對宗教典籍的研判，一口氣提出了「七個反對」：
「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反對西方化、反對世俗化。」
在伊朗，只要你被認為有上述任何一種主張，你都有可能被認為不是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的公民，而是國家的敵人，並將遭遇最嚴厲的處置。
1979年12月3日，伊朗舉行全民公決，正式通過了新的憲法，建立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這個時候，的確已經沒有什麼反對者再能阻止霍梅尼了。因為自認為在「白色革命」中受損的底層農民，都狂熱的支持他這樣做。而那些最擁護世俗化、在改革中起飛的社會精英們，早已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沒有能力，或沒來得及移民的中下層市民階層，組織了一些十分微弱的抗議活動。
但很遺憾，因為伊朗的市民階層從一開始就是過於年輕且缺乏組織的，又經歷了巴列維王朝末期的「蒸發」和「掐尖」。這些人的聲音已經無法決定什麼了——他們宛如一個夢幻時代的棄兒，被拋棄在了這個日漸不屬於他們的國度里，曾經的現代生活離他們越來越遠了。
這就是伊朗成為今日伊朗的那個故事——一個國家，在現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進，卻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
5
我們能從這個故事當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示呢？
第一，國家的本質，就是一個民族認知的均值，誠然、伊朗的城市階層、中產人口，其認知和文化曾經一度非常接近世界先進國家，但很無奈，這個國家的「基本盤」實在是過於沉重了，當伊朗的城市女性們穿着比基尼在海灘上游泳的時候，她們不會在乎也不會想到那些旱田裏的老農和親近他們的教士們在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她們，而後者的思想，會在不久的未來讓她們不得不在「逃離德黑蘭」穿上罩袍和遭受石刑之間作三選一。
所以每一個超越其族群的認知的個體，如果不願意沉默，最終都要為他們偏離族群認知的」方差「付出沉重的代價，誠然，一個民族的歷史正是因為先覺者們而進步的，但具體到個體，看看那些在伊斯蘭革命中或殉難或逃亡的伊朗知識精英、社會中產，你就能明了這個古老國家的沉重勒痕給他們留下的悲劇。
第二，任何體系都是有它的「發展容量」的，當伊朗選擇了伊斯蘭革命，從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後，伊朗今天所呈現的原教旨、貧困和矛盾重重，其實就已經成為了一個註定的必然。因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給這個國家所預留的經濟發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營企業、城市人口膨脹到一定規模之後，必然與教法所限定的規則發生衝突，伊朗在每一次這種選擇中都不得不進行割足適履，最終釀造了今日之敗。
第三，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時間已經進入現代，發展、進步、開放，也並非一定是一個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選項。已經啟動的發展可能會突然停滯，已經走的很遠的進步會突然倒退，已經開放的門也可能重新關上。
就像《三體》世界裏的太陽不一定會升起一樣，歷史並不向人類許諾它一定會往哪個方向走，對個體而言，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繁榮的環境，也許只是個偶然。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