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武力征服這片土地之後，伊朗逐步完成了伊斯蘭化。並在公元16世紀初（也就是《伊朗五百年》開篇的時代），正式宣佈伊斯蘭教為其國教。
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但伊朗最終皈依的是什葉派，相比於分佈更廣的遜尼派，什葉派以伊瑪目（領拜人）為核心結成宗教社團，維持其組織內部互保的特性天生就更強。所以也更符合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伊朗傳統農民的支持。
所以之後的幾百年裏，宗教在伊朗的社會生活扮演了一個非常複雜而多面性的角色——
宗教既是伊朗底層社會的穩定劑、粘合劑。神職人員會在農民破產，或村莊之間因彼此搶掠發生械鬥時出面調解、提供應急救濟。讓底層農民對其感恩戴德，認為離開他們不幸。
但同時，它又讓伊朗的這個底層社會總體趨向於宗教式的守舊。神職人員總是會最為激烈的批判一切試圖改變伊朗社會組織模式、生產模式的嘗試。讓伊朗的基層社會始終維持在高穩定性同時也絕對守舊的死局中。
巴列維國王絕非昏君，他看到宗教保守勢力與伊朗底層民眾這種彼此深度抱合，並不惜血本、試圖用向農村派出「知識大軍」等方式拆散之。
但這太難了。內部教育體系完整，動員能力極高的宗教保守勢力幾乎一開始就看明白了國王和世俗派想幹什麼，並立刻作出了反制。
早在60年代初，伊朗宗教聖城庫姆等級的底層農民就曾在毛拉的帶領下進行反世俗化抗議，他們走上街頭，看見不戴面紗、頭巾的年輕女孩就進行毆打。國王對此嚴厲鎮壓，激烈批評「白色革命」的教長霍梅尼就是在這種鎮壓中被迫流亡的。
這裏要說一句，在伊朗，像「女性不得暴露羞體，必須蒙面紗、戴頭巾。」「男人可以隨意休妻、甚至買賣妻子」等現代社會看來非常落後的極端宗教保守主義主張，在底層民眾中其實是有相當號召力的。
因為，就像前文所言的，伊朗這片土地在歷史上就不是肥沃的富壤，除了絲路上的少數商人之外，大量農民都掙扎在貧困線上。
於是，就像所有貧困地區一樣，歧視甚至買賣婦女等等大量的規矩，是這些底層民眾傳宗接代的必要手段。
但現在，國王要推動全面現代化的白色革命，雖然經濟大幅度發展，但底層農民沒辦法立刻受惠，甚至因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更加窮困了。
於是伊朗大量農村青年雖然因土改分到了土地，社會地位卻下降了。因為放開國際糧食進口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低迷，旱田本就不多的產出變得更加微薄。而進城務工者面臨住房、生活等多項困難。他們受到新興市民階層的歧視，甚至因女性權益解放而娶不到妻子。
於是這些大量的底層民眾選擇了倒向極端保守的宗教勢力。因為教士們會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國王、城裏人、西方、美國所犯下的罪惡。想讓日子過好，就要在伊朗回到過去，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
而意識到這種動向的巴列維國王，則犯了一個更致命的錯誤——他為了鎮壓宗教保守主義的反對者，而停下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步伐。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當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是相輔相成，因為只有推動社會不斷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設，才能遏止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腐敗問題。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可是巴列維國王由於懼怕裹挾底層農民的宗教勢力妨礙他的「白色革命」，選擇了反其道而行之。在經濟放開的同時不斷加強其權力。
六十年代末開始，巴列維國王成立了大量官方機構，全面監控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伊朗國家安全與情報組織」，也即「薩瓦克」。該組織長期採用暗殺、綁架、拘禁、構陷等非法手段，血腥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特務組織「瓦薩克」的標誌。
在國王的鐵腕下，伊朗的報紙、電台等輿論是被嚴控、打壓的。這就使得本來應該支持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市民階層反而沒有辦法形成自組織，助推國家的進一步現代化。
但相反，由於國王畢竟無法取締宗教，宗教人士反而可以在他們的寺廟裏宣講自己的主張。
於是，伊朗的市民進步派在這種打壓下，始終是孱弱而散碎的，而伊朗極端保守派卻越來越強，聲音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選擇強化權力而不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必然導致了腐敗的滋生。白色革命成功創造的巨量財富，開始被伊朗王室成員和其他當權者所截流、壟斷。王族成員總共63人，卻在瑞士銀行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國王本人也日漸變得揮金如土、窮奢極欲。他用黃金建造廁所，用鑽石鑲嵌馬車，花費10多億美元為自己預修墳墓，花費上億美元操辦了那場波斯帝國煙火晚會……
當然，國王也想過大力反腐，他曾成立了「皇家調查委員會」，精心遴選一些自己最親信的調查者，像古代的「刺史」們一樣，不斷走訪全國各地，嚴厲調查官員們的貪污和瀆職。
然而，國王很快就發現一個問題——幾乎所有伊朗地方上的腐敗問題，都會有一根甚至幾根線連通帝國的高層，這些地方上的貪官污吏，不過是上層乃至王室們用於吸取社會發展紅利和民脂民膏的狗腿子而已。
比如巴列維國王的雙胞胎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被認為是伊朗很多貪官的總保護傘。
而國王又不捨得、也不敢拿這些「自家人」開刀，因為這樣會危及自己的統治。
所以搞到最後，一切「調查」都難免雷聲大、雨點小。
於是，原本應當是支持伊朗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中堅的市民階層也對國王失望了。轉而對國王的統治感到厭倦，並對即將到來的、越來越受底層農民支持宗教保守勢力反撲持坐觀其成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