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伊朗《世界報》發表社論，驕傲的宣稱：「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再過10年或12年，我們將趕上歐洲主要國家的現有生活水平。25年內，在工業基礎和繁榮方面達到相當於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水平。」
白色革命中建造的，為紀念波斯帝國2500周年建造的阿扎迪塔，時至今日仍然是伊朗最具現代氣息的地標建築。
所以在1971年，當巴列維國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舉行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的盛會，被請來觀禮的全世界各國政要名流們，看到的是一個空前富裕、現代、世俗化，乃至自信的國家。《時代》雜誌將其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當時與會者，一定沒人能想到，以改革成功者姿態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野心勃勃的巴列維國王，會在短短八年後就被憤怒的民眾推翻。而他們眼前的伊朗，會隨之劇變為一個極端宗教保守的國家。
但這一切還是發生了。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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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以地緣學說方法去分析，我們會發現伊朗的確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國家。這個國家在歷史上，既不是我們熟悉的中國中原王朝式的農業國，也不是長期作為中國中原王朝對手的那種遊牧民族聯盟。它是一種奇怪的「旱田-遊牧文明」。
伊朗目前的耕地面積1800萬公頃，看起來不少，但即便經歷了巴列維王朝的大興水利，其中可獲得灌溉的田地只有700萬公頃，其中最高產的水稻田，更是只有區區56萬公頃。全國接近三分之二的農田依然是旱田（與我國陝北等地相似）。這種旱田產量極低，農民們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同時從事放牧等副業。
所以，由於生活狀態非常類似於中國元明清時代掙扎於黃泛區的兩淮農民，以及400毫米降水等高線上的長城沿線旱地農民。伊朗大量農民長期處在收入極為不穩定，沒有多少積蓄，隨時可能破產的生存邊緣狀態。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不僅古典時代伊朗各部落一遇災荒就會彼此之間發生劫掠、械鬥，並最終優勝劣汰的碰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地跨三洲的大帝國波斯。而且讓底層農民特別容易選擇聚集在宗教旗幟下，用強宗教結社的方式進行互保。
伊朗原生的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最初就是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應運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