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民主與專制，並非是一個績效問題，不應以對經濟的盛衰、民眾物質生活的好壞來判斷。或者最起碼，不應將經濟和物質作為評判民主和專制的第一標準。民主是天賦人權（自然法權），是人類社會應實行的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組成部分，是捍衛各種權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
對於1989年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中共對民主人士的鎮壓，中共官方、「五毛」、「粉紅」、「自乾五」及其他一些人士往往有多種理由，來否定當時學生、市民、工人的抗爭，及為中共血腥鎮壓進行辯護。
其中一個常見辯護套路是，中共支持者會根據六四事件後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來為鎮壓背書，以及否定八九民主運動、否定當年學生和人民的政治訴求。
其邏輯是，正是因為鎮壓了民運，中國才獲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得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之後幾十年經濟增速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從溫飽不足到實現小康。而他們又假設性的認為，如果民運成功、中國民主，那麼中國反而會「亂了」，多黨制下政治動盪、社會混亂，會像印度、拉美、非洲國家一樣，經濟落後、治安惡化、人民困苦。他們還進一步將一黨專制、中共統治，與穩定、發展、和諧劃上等號，又將民主、自由，與混亂、無序、衰退劃等號。
對於這樣的說辭，筆者首先從事實角度加以反駁，即是否是鎮壓了民主運動、一黨專制，讓中國發展繁榮，而民主又會導致混亂、衰敗。
中共支持者這樣的說辭和假設，在事實上是不成立的。民主還是專制，對於經濟發展，影響都是複雜的、有利有弊的。既不是說民主一定導致經濟繁榮、專製造成經濟衰退，但也並不是專制促成經濟繁榮、民主就會經濟凋敝。
二戰後至1970年代，西歐、美國、日本等國，都是民主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典型，當時這些國家年均經濟增速不低於8%，有時超過10%，不亞於中國在1990-2010年代的經濟增速。而經歷第三波民主浪潮（1990年前後）的東歐、拉美各國，也大都實現了年均5%以上的經濟增長，其中波蘭、捷克等國經濟增長和繁榮進步最為顯著。
當然，也有專制或威權體制下經濟迅猛發展的例子，如韓國、台灣、新加坡、西班牙等，以及民主化之前的拉美部分國家（如巴西、智利等）。但顯然其不能代表只有專制威權才能讓經濟繁榮。而且，韓國、台灣等之所以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成為穩定繁榮的發達經濟體，一定程度正是因為實現了民主轉型，促進了分配公平，緩和了內部矛盾。民主當然也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生，而非被統治階層壟斷性的分肥。
而最近十多年，中國人較為鄙夷和對其有優越感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年均經濟增速也在7%以上（除疫情中兩年），年均增速超過了現在的中國，也與中國經濟增速較快時期持平。另一人口眾多、人均GDP較低的印尼，並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已民主化二十多年，經濟同樣以年均6%以上增速發展。
顯然，這些例子足以否定「只有專制才能發展」的說辭。而且，中國的經濟一度高速發展，是建立在毛澤東時代極為貧窮的前提下的，是極度貧困後補償性的增長、「觸底反彈」。從1978年連續發展三十多年，直到2015年前後，中國人均GDP才達到世界平均，今日中國人均GDP也僅與馬來西亞相當。而由於中國有着懸殊的貧富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也就意味着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是顯著低於世界平均的。而中國GDP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顯然只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所以總量較大。
而中國經濟繁榮下，巨大的貧富差距、官員腐敗、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形象工程等，也都極大侵蝕了經濟民生。這讓中國的經濟成就和國民生活水平又打了折扣。而中國所謂的「穩定」，是建立在殘酷侵害人權、暴力構成的「高壓鍋」式「穩定」的，是弊大於利、未來可能引爆更大衝突的。
而以上所說，只是從績效角度、經濟繁榮程度角度，看待專制與民主的利弊、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是非。
但從根本上說，民主與專制，並非是一個績效問題，不應以對經濟的盛衰、民眾物質生活的好壞來判斷。或者最起碼，不應將經濟和物質作為評判民主和專制的第一標準。
民主，本質是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擁有決定國家領導人和各項事務的權力、享有作為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的問題。民主及民權，關係到一個公民的人格尊嚴、基本安全、對公共事務的知情和參與、對自身命運的主宰、對自身自由的保障，以及這些基本權益基礎上自我發展、與共同體其他成員共同實現物質和精神層面探索和發展的權利和前提。
而經濟問題、是否可以促進和保障物質繁榮問題，只是民主政治的子項、一個目標和要求，而並不是決定民主價值的根本性問題。或者簡單說，經濟和民主是兩件不同的事（哪怕有一些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