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蘭州警方一場聲勢浩大的跨省行動，將矛頭指向了在台灣伺服器運營的「海棠文學城」上撰寫耽美小說的中國大陸作者。多區縣警力聯動，數百名年輕女性創作者——她們大多是掙扎於貧困線的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的寒門學子——被傳喚乃至拘捕。冰冷的罪名是「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其下卻難掩現實的荒謬：許多人提現不過數百數千元，甚至是為愛發電的免費寫手，僅靠零星打賞支撐創作熱情。如今，她們卻頭頂着「情節嚴重」的指控，面臨動輒十年以上的牢獄之災。
重錘之下，儘是脆弱之軀。這些年輕的書寫者，在現實的夾縫中顯得如此無力：為籌「退贓」款項，有人被迫賤賣維繫學業或生存的唯一電子設備；畢業季的學生，在收到退學通知與拘留通知的雙重打擊下精神幾近崩潰；更有身患抑鬱者，手捧診斷書絕望遠赴蘭州，哀問「這能減刑嗎」？自費跨省配合調查的沉重代價，將公權與私權間的極端鴻溝暴露無遺。警方將免費創作強行歸罪於「為平台引流即屬牟利」，對低盈利者也拒不讓取保候審的做法，更是顯露出程序上的蠻橫與苛待。
司法標準的滯後與錯位，鑄就了荒謬的鐵壁。警方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據，竟是2004年《兩高司法解釋》——彼時互聯網方興未艾的「5萬點擊量」構成「情節嚴重」（刑期3-10年），「25萬點擊量」即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等標準早已與當前動輒百萬、千萬級的網絡流量現實脫節，一個微博熱搜就能輕鬆碾壓的「天文數字」，如今卻成了作者們通往漫長刑期的冰冷階梯。更為荒誕的是，面對有着複雜情感敘事與人物塑造的耽美作品，警方僅以粗糙的「感官刺激」標籤進行一攬子定罪，將文學價值探討排除在外；而將「引流」等同於個人牟利意圖的邏輯，更是在根本上突破了刑法規制故意犯罪的基石，使該罪淪落為可隨意裝填的「口袋」。
量刑的失衡，更是扎向公眾法治直覺的尖刺。當耽美作者的刑期（如那位因同類罪被判10年6個月的知名作者）遠超眾多暴力犯罪，「寫小說比強姦判得還重」的痛感已然成為不言自明的社會情緒。反觀個案：安徽績溪案中，「雲間」獲刑四年半，「辭奺」或因「未退贓」面臨五年半；而現實中，多少造成實質肉體創傷的犯罪者，其懲罰遠輕於此？當抽象虛無的「社會風化」被置於個體血肉之痛及切實人生毀滅之上，司法的公正性與人道底色已被嚴重侵蝕。
這場「圍獵」的深層危機，在於刑法功能的徹底異化。涉案者多為涉世未深、無案底的低風險年輕群體，其行為本可通過行業自律、平台分級管理或較輕的行政處罰得以規範和矯正。然而，最嚴厲的刑罰卻被輕易祭出。一個刑事案底，足以將這些寒門學子永久釘死在主流社會的邊緣——考公無門、靈活就業受限（送外賣、開網約車等）、階層躍升的通道徹底堵死。這與最高檢大力倡導的「少捕慎訴慎押」政策背道而馳，更是對《刑事訴訟法》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這一剛性條款的粗暴違背。
耗費巨大警力資源跨省追獵這些低社會危害性的書寫者，同時那些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惡性案件卻未能得到充分偵破與重視——這種執法資源配置的嚴重錯位，將「點擊量統計」置於「血肉傷害調查」之上的扭曲價值序列暴露無遺。更令人擔憂的是：要求無獲利寫手「三倍上繳款項」、在追繳「贓款」之外疊加高額罰金的模式，使得冰冷的法律條文散發出「財政創收」的味道。法律本應是守護公平的最後防線，在此卻滑向加劇貧富鴻溝的推手，經濟利益驅動之嫌，難以洗清。
審視歷史，當下的荒誕更顯刺眼。即便在森嚴的清代律法中，「淫詞」犯罪的打擊雖覆蓋創作、印刷、售賣乃至閱讀，最高刑不過三年徒刑（同期強姦罪可判死刑）。今日耽美作者面臨的十年起步重刑，其嚴苛遠超封建王朝對同類「風化罪」的懲戒尺度，而清代對「同性之愛」甚至並無特定禁忌。兩相對照，何嘗不是法治進步的諷刺？
破局之道，唯有回歸法治本義。
首先，必須廢棄嚴重滯後於時代的司法解釋。依據當下互聯網生態重置合理的點擊量量化標準，刻不容緩。對文學作品增設「文學價值評估」機製作為豁免考量因素，防止「淫穢」標籤濫用。嚴格限縮「牟利」認定範圍，限於直接經濟收益，排除「平台引流」等模糊關聯。其次，針對學生、初犯、低盈利等低社會危害性作者，大規模啟用社區服務、訓誡、罰款等非刑罰替代措施，切忌「辦一個案子，毀掉一生」。
長遠看，建立明確的創作合規指引，引導亞文化創作進入陽光地帶，遠比高壓封堵更接近善治。法律並非裁決一切道德爭議的終極法庭，在藝術表達的模糊地帶，它應當成為自律審慎的守夜人，而非揮舞道德大棒的判官。
莫忘世上苦人多。當蘭州警方以「遠洋捕撈」的架勢圍獵這些手無寸鐵的書寫者時，當寒門女孩嘔心瀝血的文字夢想被碾作案底上的塵埃，當一張抑鬱診斷書竟成為減刑的渺茫寄託，我們怎能不問：那被懸在重刑之上的司法利劍，是否已然遺忘了真正的惡魔？
刑法的謙抑性並非是對惡行的妥協，而是權力對自身的約束。它當守護最纖細的生存希望。給創作留一扇窗，就是給無數在困頓中執筆追光的年輕人留一條活路——因為司法的尊嚴，永遠紮根於它對最脆弱生命的深刻悲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