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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六四晚會:在失落、感恩、堅守和重塑中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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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四晚會有許多爭論。

最初,台灣的六四晚會由一個在1989年成立的「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統派組織舉辦,當時六四晚會主要傳遞的信息是,「大陸和台灣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們關注同胞的民主運動」,更有台灣上百位當紅明星共同錄製了《歷史的傷口》,作為聲援學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後的二十年間,隨着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血援會和六四晚會也逐漸被邊緣化,參與人數從一開始的上萬人到2009年最後一次活動的幾十人。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廣場也在陳水扁任上更名為「自由廣場」。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台灣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

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王丹一直希望能夠在校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2011年,他聯絡台灣不同高校學生會、社團的學生領袖,在校外舉辦了六四晚會。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個組織由港澳學生和台灣學生組成,大家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有的偏藍,有的偏綠。

從2011年開始,到2017年前後,台灣六四晚會主要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主辦。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國立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會會長周慶昌表示,「從一開始,為什麼要辦六四晚會,就成為我們組織內部和對外的爭論焦點。」

偏藍的學生認為,紀念六四,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而偏綠的學生則認為,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我們關心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會上,當時的學生領袖林飛帆上台發言:「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

這一發言立刻引爆了組織內部一直存在的統獨分歧:在紀念六四的場合提到「台灣獨立」,是在消費六四,還是正當的表達?

周慶昌提到:「大家開始討論,『我們關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關心的?還是說這是鄰國事務,我們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去關心它?』」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思考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獨裁正在影響全世界,包括台灣,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關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參與六四晚會的香港人、大陸人的失落。「他們心目中是有一個六四晚會的樣子,就是拿着蠟燭,一起悼念;但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晚會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他們的,但如果辦成可以吸引台灣人來參與的晚會,更側重在台灣視角,又會被另外一邊罵,說我們在消費六四。」

他感受到這樣的兩難。在各種原因下,他和當時其他的一些學生領袖,在2017年左右逐漸淡出六四晚會的主辦。

此後,六四晚會開始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

今年,在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這次六四晚會的統籌胡嘉穎提到,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澳門人。在過去,她一直很怕別人知道爸爸是澳門人這件事,儘管澳門有着自己的歷史脈絡,但從台灣的視角看來,澳門和中國有着更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胡嘉穎說,通過參與六四活動的主辦,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門部分建立了聯結。

但她不認同「華人」這樣的身份。

她強調:「不存在『華人』這樣一個群體,我不是華人,我是台灣人」。

胡嘉穎作為當晚六四晚會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發言。(圖片來源:台灣綠黨Instagram賬號@greenparty_tw)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WOMEN我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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