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從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間從無間斷，亦是香港每年標誌性的政治集會。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僅是悼念逝者與銘記歷史，也蘊含着改變中國現狀的政治訴求。
2014到2016年隨着香港本土派的興起，也出現過對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評，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聯會分庭抗禮，另外舉辦集會紀念六四，並傳遞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聲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也在那時引來許多爭議，本土派青年挑戰道：「民主中國與我何干？」
Wendy那時也關注到這些批評，但她仍堅持參加六四晚會，「當時感受到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有一天會辦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維園六四晚會重新被注入現實意義，紀念六四，不僅是悼念亡者，也是當下香港人反抗中國極權侵蝕香港自由的抗爭。主辦方稱當年有超過18萬人參與，僅次於2009年的20萬人（編者註：連同未能進場的市民計算共20萬人）。此後，由於政治空間急劇緊縮，香港無法再舉辦六四晚會。
現場幾位受訪者，都提到「台灣六四晚會不唱歌」這點，他們所指的是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中，每年都會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會戰勝歸來》等。這些歌曲大多為粵語，表達對六四的傷痛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許多香港人通過這些熟悉的旋律，傳承着對六四的記憶，一代又一代。
在台灣的六四晚會，則明顯不同。六四民運學生、在台港人、海外參與「白紙運動」的華人等人物輪番上台發表講話，講述中國對不同群體的打壓，「反中」的意涵明顯，但傳遞出的信號並不是反抗或改變，甚至不是銘記，只是以此說明對岸政權的無情與殘酷，比起香港維園，多了一種旁觀的距離感。
大陸人：「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
在現場的大陸人，更加低調、隱匿，不可辨認。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以「鑑於兩岸目前關係」為由，取消大陸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後，大陸方面暫停了陸生赴台留學、交換的計劃。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全面拒絕包括大陸遊客在內的所有外國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灣開放了除大陸遊客以外的遊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陸遊客能夠申請台灣的觀光簽證進入台灣。也就是說，此次能夠來到台灣六四晚會的大陸人，要麼是常居海外以遊客的身份而來，要麼是台籍異性伴侶（兩岸同婚尚未通過），要麼是此前已經獲得學生簽證的陸生。
Lou是2011年來到台灣念書的第一批陸生，已經以學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過10年的時間。十年中，她只在剛來台不久時參與過一次六四晚會。
「台灣的六四晚會常常會把西藏議題、新疆議題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並不是覺得這些議題完全無關，而是感到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是非常簡化的，就是『你看，中國就是這麼邪惡』，真的就只是如此，沒有其他。」
她對這樣的簡化感到失望，又習以為常。Lou本身在台從事中國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當你談到一些中國的勞工運動、維權或者社會抗爭的時候，它們全被都被用來證明『中國多麼邪惡』，沒有人覺得這些抗爭和台灣有任何關係，不管是好的或壞的關係。六四也是一樣，永遠被用來向台灣人喊話：我們應該遠離中國，越遠越好。大家沒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陸的公民社會，她也關注國際議題，曾組織過聲援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行動，發現也是關注寥寥，「大家真的只關注台灣本土議題。」
而作為北京人，她對六四卻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還在母親肚子裏的時候，發生了六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就和我們講六四，講我們的學校在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在北京路過一些相關的地點時，這段歷史就會在我腦海中跳出來。怎麼說，對我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理性的認知，更是一個和我的身體相關的記憶。」
在北京讀大學時，同學們也會在每年6月4日三三兩兩地坐在學校草坪上，談論時事。雖然極其隱晦，但也是對六四的一種紀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參與過維園六四晚會，她感到雖然在表面上，香港採用的論述和台灣有相似性，「但如果對香港的主辦單位、參與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談論一個要遠遠踢開的東西，即六四是『與我有關』的，那種切身性與台灣的氛圍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來到六四會場，最終卻決定提前離去，「這麼多年，這一套論述並未改變」，她說。
小點2016年左右從大陸來到台灣讀書，每年六四，她都會看關於六四晚會的報道，卻只在2023年因為恰好路過短暫去過一下現場。她說：「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現場。我甚至覺得，真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是不會去（台灣六四晚會）的。」
「在台灣六四晚會的語境中，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當然，它的確失敗了。但也影響了之後的無數人，就算是89年之後出生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這段歷史，拼湊那個碎片。所以在我看來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個後來發生的繼續的過程。但是在台灣的語境裏面，從來都沒有人想要去呈現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