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紀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念晚紀會的沿革變化背後，是兩岸三地政治局勢和人們的認同結構35年發展變遷的縮影。
編輯於長夜
平台編輯覃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陰天。
中正紀念堂前一塊被專門劃出來的場地內，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會，於6點40分正式開始。
晚會舞台的兩側，分別是不同公民組織設立的攤位，除了關注台灣本地議題的組織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關注香港的組織，寫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在不同攤位出現多次。在晚會的入口，豎立着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作品「國殤之柱」的小型複製品，再往裏走，參與者在地上用燭光拼出了「8964」的字樣。
這場悼念晚會被視為目前「華語地區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晚會」，主辦方稱有兩千人參加。雖然規模已數台灣歷屆六四晚會中較大的，但人數仍遠不及曾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
台灣六四晚會在不同人的眼裏，意味着什麼？在兩岸逐漸走向敵對、台灣本土意識興盛的今天，台灣六四晚會的舉辦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
現場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會的兩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過程中更是用國語和粵語交替進行。在晚會的一開始，主持人便用粵語帶領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責任！」，這是過往每年都會在維園六四晚會出現的口號；在晚會即將結束時，大家亦用粵語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除了幾乎隨處可以聽到的粵語之外，辨別現場的港人還有兩種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這樣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輕港人，她身形瘦小，語氣活潑，極具親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會組織「職工盟」工作，2022年，「職工盟」迫於壓力解散，Wendy為了避免被捕，決定移居台灣。
香港職工會聯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組織，成立於1990年7月，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迫於政治壓力宣佈解散。（圖片來源：端傳媒/林振東攝）
那時，仍是疫情期間，從香港到台灣需要進行七日隔離，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結束隔離後，第一件事便是來到自由廣場悼念，發覺現場幾乎都是香港人。隔離時的孤單、在港時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氛圍中爆發，那晚，她多次流淚。
從前，在香港，因為在NGO工作，她亦會參與六四晚會，和同事一起在維園擺攤，宣傳、籌款。如今，在台灣，為了謀生，她選擇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時難免覺得可惜」，她說。
「台灣的六四晚會好不同，首先是規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黨在這裏發表演說」，Wendy說，「今年的形式還多了一些，有行動劇等等，我上次（2022年）來的時候，就是請不同的政黨上來講話，一直講一直講，好像變成一個政黨活動。」
這次專程從香港趕來參加六四晚會的Emma，也體會到了差異。她看起來三四十歲的年紀，戴着口罩，手持燭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她說，「在香港，我們會唱很多和六四有關的歌，在台灣，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現場基本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很少見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家長帶着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希望小朋友記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樂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在維園晚會中演唱《回憶有罪》，這首歌由「達明一派」為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創作。（圖片來源：香港01/羅君豪攝）
她上一次參加六四晚會是在2019年的維園，那也是香港最後一次舉辦六四晚會。六四發生時，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太小，只模糊知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後來才通過書籍和維園六四晚會了解到了更多來龍去脈，之後很多年，她在「天安門母親」組織中做義工，用這樣的方式記住六四。
晚會結束時，Emma再一次感慨：「這裏真的和香港的晚會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說，「但在離香港這麼近的一個國家，還願意紀念這樣的晚會，很難得，我作為香港人，覺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則覺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無需去比較」。他六十多歲，精瘦，從帽檐露出來的頭髮已經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寫着「結束一黨專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訴我，他原本也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組織遊行示威，2020年因為《國安法》被捕，期間和妻子分開，2023年隻身一人移居台灣。
六四發生時，他27歲。他記得那時香港掛起八號風球，120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他也是其中一員。「當時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現場和記者演示，左腳往前挪一小步，右腳再很快跟上。他在電視上看到坦克碾壓學生的場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他每一年都會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去年移居台灣後，他亦每年都來參與。
談起台灣的六四晚會，阿炳說，「台灣不像香港，他們對六四沒有感覺，辦得沒有香港那麼投入」，然後立刻話鋒一轉，「但他們肯辦，我就很高興，要感謝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