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種擔憂
在此，總括而言，大家的擔憂與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個方面。
第一，產權恐懼。幾十年裏積攢的財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續？法定的產權關係還能獲得立法所宣諭的保障嗎？會不會因為得罪了哪位實權人物（包括村委會主任）就企業破產、家破人亡？凡此種種，最近幾年間，反倒隨着時間推移，而愈發缺乏確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衝擊的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規模富人移民現象作為應對之道。一般中產階級中下層，溫飽有餘，但卻同樣為生老病死進程中隨時可能降臨的任何意外而擔驚受怕，尤其害怕通脹通縮錢不值錢。當然，富人移民的原因複雜，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也不乏洗錢趕緊溜的，更有權貴攜款逍遙法外的，但普遍缺乏產權安全感則為通例。官商一體權貴的巧取豪奪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贏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體。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間傳說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時不時演奏個"共產黨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私有制"之過門，伴隨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囂，更且加劇了此種不安全感。恐慌之際，高峰居然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兩位年輕天才的輕狂之作，其予全體國民的負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語境下，才能獲得真切解釋。
第二，再次凸顯政治掛帥，拋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審查，層層加碼，導致出版業遭受重挫，輿論界鉗口日甚，中國與外部世界勾連之阻力加劇。甚至出現了鼓勵小朋友舉報告發父母這類官方宣傳品，違忤基本倫理，既反傳統又違現代，活脫脫一副極權政治嘴臉，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野蠻"文革"歲月，實在匪夷所思。影響所及，大學教師連連因言獲罪，因為擔憂黨政宣傳口子找麻煩與課堂上學生特務告密，而戰戰兢兢。更為嚴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擔憂普遍不作為，而中國經濟的成長實在有賴於地方官員基於政績觀而認真幹活的發展觀。那邊廂，"重慶模式"那幫餘孽與高校中曾經的"三種人"聯袂一體，今日搖身一變，滾雪球，構成"新極左"，喊打喊殺。
本來，一般國民對於"政治運動"之苦記憶猶新，新生代汲汲於市民生活，已然習慣於常態經濟社會與市民生活，對於人為的"政治掛帥"與毫無邏輯的極權泛政治化傾向，了無興趣，也不關心，硬逼他們，只能徒增反感。實際上，幾十年來，上下一心，這個政治體制還能獲得國民容忍，就在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心全意謀發展，不再天天運動式"講政治"，停止或者減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會上演什麼"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這類荒唐鬧劇。終究而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需轉向以憲政建設為中心，而於政經兩面次第推進建設現代國族，為現代中國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卻依然應該是固守前者，再謀他圖，豈能背道而馳。
第三，又搞階級鬥爭。前幾年官媒與官方意識形態主管官員屢提階級鬥爭，早已讓大家一陣恐慌。這幾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懷疑會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階級鬥爭那一套。猶有甚者，隨着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將全體公教人員悉數劃入，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而再度引發重回過往階級鬥爭歲月的陣陣恐慌。因而，對於"鬥，鬥，鬥"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國民記憶，及其是否重回華夏大地的普遍擔憂，使得政治疏離感日增，和合與祥和氣氛日減。本來，"私產入憲"與"人權入憲"，伴隨着兩任到頂這一黨內禪讓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個常態國家漸行漸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動用"鬥"字訣，可這幾年的做法卻仿佛與此背道而馳，大家自然心驚膽戰。
第四，再度關門鎖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鬧僵，卻與朝鮮這類惡政打得火熱。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是中國文明的自我進步，循沿的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固有邏輯，也是現代世界體系在中國落地後之發育成長，並非外力所能主導。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卻是在重啟"改革開放"而與西方世界關係改善之後，以進步主義為導向，以"與世界接軌"為目標，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場經濟快車實現的。沒有"開放倒逼改革"，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而與朝鮮、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極權國家打得火熱，違背民意，忤逆歷史潮流，實在不智。雖說民間調侃，鑑於中國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於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擔心兩國交惡，但明暗之間一閃失，倒霉的是這個據說全民所有的國族，而必然落在每個具體的百姓人頭，搖撼的是他們的口糧與衣衫。在此，究其緣由，就在於以政黨理性代替國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國家理性壓制公民理性，不思進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後於時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