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引了錢穆，今天恰是「五四」，再引三位的看法，梁實秋、陳西瀅和錢玄同，與錢穆同時代人，對「五四」白話文和古典的看法，大相庭徑，激進與保守並舉，卻更精妙與準確，因為他們比今人更接近「五四」，自然學問更好。】
1、梁實秋：白話文不是大白話
昨晚（1998年2月5日）讀一本「梁實秋文學回憶錄」大有興味﹐是去冬以來所未有者。一直亂翻雜書﹐沒有手不釋卷的。
讀起梁實秋純屬偶然。前些日余英時陳淑平夫婦去了一趟科羅拉多﹐回來借我一本梁的「談聞一多」﹐梁聞皆曾就讀於科大。讀聞一多似無興味﹐倒對梁產生興趣。梁談他怎麼開始寫文學評論一文﹐給我一些關於「新文學運動」的常識﹐殊為可貴﹐有些基本看法﹐他的意見平實而脈絡清晰。
如他認為﹐文學運動總要落實在象樣子的作品上﹐依此而論﹐五四新文學﹐在詩歌戲劇方面較差﹐白話文則是蔚為大觀﹐舉凡抒情論說記事皆徹底轉型為白話文﹔小說本來就是白話文的天下。不過﹐他也認為﹐白話小說只是「語體」﹐如方言小說﹐有白話而無文﹐白話歸白話﹐文歸文﹐要寫精緻一點就必得皆助文言文﹐文白夾雜﹐用典﹔歐化乃是將子句納主句之中而冗長累贅﹐不能卒讀。魯迅其實是歐化的始祖。
中國詩歌戲劇有悠久嚴密的傳統﹐改良不易。他曾批評胡適﹑俞平伯﹑康白情初期的白話詩只是大白話而非詩。認為聞一多﹑徐志摩為新詩建立形式有建樹﹐可稱今日之李杜。徐模仿哈代﹐唯美主義﹐遣辭用字講究﹐沒有大白話﹐有濃麗之美﹐而不能出之自然﹔聞比徐沉鬱﹐沒有徐輕靈﹐而是模仿勃朗寧﹑濟慈﹐注意音節﹐喜歡典雅繁縟。
他亦認為文學無不以發揚人性為指歸。何謂人性﹖圓顱方趾皆謂之人﹐人人皆有人性﹐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稀﹐即人有獸性﹐在純自然環境中人比禽獸高貴不了多少﹐而是人可以用理智和毅力控制本能與情感﹐才顯出人性的光輝。作人如履薄冰﹐人獸一線之間﹐曾國藩講﹕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其實人是介於禽獸與聖賢之間的﹐超凡入聖是宗教境界﹐凡人能維持人性尊嚴就很不容易了。這一段說法﹐同我不謀而合﹐我只是更感覺到﹐許多「超凡入聖」其實是虛偽﹐還不如人性有尊嚴。
他還談到影響他的幾本書﹕
一﹐「水滸傳」。人間不平。
二﹐「胡適文存」。作文明白暢曉不枝不蔓﹔思想方法上尋根問底﹐不肯盲從﹔治學為文的認真﹐用心寫每一篇文章﹐甚至信札﹐如對「水經注」下工夫﹔
三﹐白壁德﹙Irving Bobbitt﹚「盧梭與浪漫主義」。近代流行的偏頗﹐歸根到魯索的自然主義。吳宓﹑梅光迪的學衡派即受其保守主義的影響﹐梁亦稱"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白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強調﹕人之為人在於有內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人的道德價值﹐不在於作了多少事﹐而在於有多少事沒有做。
四﹐叔本華「雋語與箴言」。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存在﹑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並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時﹐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人應儘量避免痛苦﹐而不追求幸福﹐根本就沒有幸福這種東西﹐避免痛苦就是幸福。但避免痛苦並不容易﹐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五﹐Lothron Stoddard「對文明的反叛」。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認為馬克思稱私有財產為「萬惡之源」是對文明的反叛﹐只是一種烏托邦﹐人類被烏托邦控制非常危險。
六﹐「六祖壇經」。棒喝是一下子打斷人的理性的邏輯思維﹐停止常識﹐募然一驚﹐靈光閃動。
七﹐Carlyle「英雄與英雄崇拜」。英雄史觀﹐政治的微妙在於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位置上﹐一人一票的民主並無好的政治。
八﹐希臘Antoninus「沉思錄」。
2、凡京津之裨販皆可為教授
又見陳源「西瀅閒話」談"白話文"，甚妙。
文中起頭引莫里哀之名劇Le Bourgeois Gentilhomme（『貴人迷』）中主人翁約丹自以為說話就是"散文"一細節﹐然後寫道﹕
"約丹先生雖然已經說了四十年的散文﹐以後也許還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說﹐可的要是真有一個秘書早晚侍候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說的話都一字不改的記錄下來了﹐那幾百幾千冊散文的語錄中也許沒有一句話夠得上保存的價值。然而他的話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里哀的口中筆下﹐便成了千古的傑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話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裨販﹐皆可用為教授矣」實在不實識者的一笑……。
一般人日常習用的言語是非常簡單的。好象一個英國言語學者曾經說過﹕莎士比亞在他劇本中用過的字有一萬﹐而英國平常人終身所用的字也不過幾百。中國因為語文分離的結果﹐語言特別的簡單。「引車賣漿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是我們敢斷言老百姓的土話決不成什麼寶藏﹐不是一個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個袋﹐到裏面去搜求採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們希望有人肯到這礦山里開劈去﹐因為老百姓的話雖然不見得怎樣豐富﹐實在有許多很優美的達意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話文不得不採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採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實。"
又有一日本人香板順一，研究古漢語中口語化規則，相當專門精深。他說，漢語的白話文，發展過程甚長，從敦煌變文開始，到宋代話本、金代諸宮調、元曲或平話體小說，白話文與口語步步接近，至明代已相當接近了，那時白話文的文言因素較多，跟五四前的文學語言相仿，一來用文言文補充白話之不足，二來文言也能體現不同階層人的語言習慣。
所以他認為，五四新文學獨尊白話，斬斷古典文學，其實並未斬斷古漢語裏的白話文；毋寧說唯有白話古語，成為後來白話文的一個資源，所以至少如魯迅、知堂乃至張愛玲的小說文字，是相當地繼承了古典小說中的白話文的，其中張愛玲可能尤其模仿『紅樓夢』白話風格而自成一體，乃又成現代文學之一端緒，備受後代景仰。
白話文的承傳問題，於今已很明顯，猶如失去根基之浮萍。凡文字好的人，一定有古文底子，僅靠市井俚語、方言作後援補充，寫通俗小說勉強湊乎。中國文字失去整個輝煌的古典寶藏，今人用文捉襟見肘，窘迫於心中乾枯，不是歐化式便是油腔滑調的口語化俚語，則統統失去中國古典的雅。
後來無意間又讀到梁實秋之『談聞一多』，又旁及關於聞的一些回憶文字，覺得他性格頗似魯迅，於是忽然想到，大概所謂"孤憤之士"在近代中國的亂序之中，容易因偏激而成大名。聞的新詩其實寫得並非特別好，尤其與徐志摩的自然流暢和音韻相比，顯得有些"硬做"。
但他對古詩的古典新意的闡發，學問很深，他是學者而非詩人。另一類"溫柔敦厚之士"，如胡適、梁實秋等，便不易偏激，留下來的文字也好讀。我是否一個"孤憤之士"？《河殤》之偏激是不是也反映了我有"孤憤"性格？其實思想史和文學史，極少從人之性格特點去研究人物，魯迅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其實是一個心理病很重的人。
3、錢玄同：中國自古說淫話
久聞錢玄同痛罵古典文學，而未見文字，終於尋得，原來出自他跟胡適的書信。他從胡適說"以小說論，『孽海花』尚遠不如『品花寶鑑』"談起，直將『金瓶梅』比之『紅樓夢』，寫道：
"仔細想來，其實喜描淫褻，為中國古人之一種通病。遠之如『左傳』，詳述上烝，下報，旁淫，悖禮逆倫，極人世野蠻之奇觀；而敘述陳靈公淫亂之事，君臣相謔之言，尤為淫褻之尤。近之如唐詩、宋詞，說淫話處亦不少。至於元明之曲，則有直敘肉慾之事者矣（如『西廂』之「酬簡」，『牡丹亭』之「驚夢」，即如『水滸』『紅樓』中，又何嘗無描寫此類語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拋棄一切世俗見解，專用文學的眼光去觀察，則『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惟往昔道德未進化，獸性肉慾猶極強烈之時，文學家不務撰寫理想高尚之小說以高尚人類之道德，而益為之推波助瀾，刻畫描摹，形容盡致，使觀之者什九不理會其作意，用"賦詩斷章"之法專事研求此點，致社會道德未能增進。"
這段文字，真是應了那句"只見髒唐臭漢"的俗話，一窺"五四人"之激進。不過，以今日顯學如"解構主義"、"解釋學"去詮釋中國古典，恐怕讀出來的結論，不會比錢玄同差得太遠。我之好奇，還在於錢氏的文學觀，津津於"高尚人類之道德"，深信小說有"改造人性"之功能，一望而知，乃是梁啓超"小說救國"、魯迅"療救靈魂"一路思潮的生發，那大概是胡適不敢苟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