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重視「傳統」的國度。在數千年歷史演化進程中，許多東西被作為「傳統」保留下來，演化為國人文化心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而優則仕」作為這樣的「傳統」之一，既是一種有形的習慣，又是一種無形的信仰。這種傳統支配中國人的生活觀念達兩千餘年而長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對我民族社會政治的影響可謂深遠且巨大。
「學而優則仕」一語，出自《論語·子張篇》，原作：「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句話的本意，各家注釋不盡相同。有人解作「做事有空閒時應該學習，學習有空閒時應該做事」，將「仕」訓為「做事」。但我們知道，主張入世的儒家的根本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子夏所謂「做事」顯然不可能脫離這個根本前提。況且，不管子夏的本意如何，兩千餘年以來的事實是，「學而優則仕」是作為以學至仕的信條被讀書人奉行不逾的。在中國傳統中，「仕」的概念從未超出「仕途經濟」這個範疇。
子夏強調「仕而優則學」，將它置於「學而優則仕」之前，似乎說明在孔子及其弟子輩的時代，「學而優則仕」就已經是很流行的習俗或傳統了，所以子夏要反其道而行之，以矯正時弊。但歷史演化的軌跡是，子夏刻意強調的「仕而優則學」似乎完全被後人忘記了，而「學而優則仕」則印進了所有士子的腦海，浸入了血液。尤其是隋唐科舉制度形成以後，「學而優則仕」的信條與科舉制度融為一體，互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作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學問與孔子那高牆萬仞，不得其門而入無以窺其美的學問相比，無疑不可同日而語，但就歷史影響而論，子夏的這句「學而優則仕」卻絲毫不遜色於孔子的任何教誨。
「學而優則仕」傳統在歷史演化中對中國社會產生過積極影響。首先，它確立了學問作為政府取吏的標準。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經典成為士子為學的主要內容。以學取士將大部分飽讀儒家經典的讀書人吸引到官員隊伍中，保證了政府運作始終處於接受過儒家道德教訓的文吏手中。雖然中國歷史上對舊王朝發難、完成王朝更迭者，大多是劉邦式的無賴之徒，但每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後，管理國家的任務幾乎毫無例外地重新歸於文吏之手。歷代草莽英雄出身的開國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孫通的名言「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承認「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訓誡，並視之為治國要訣，對書生保有相當的尊重，得源於此。文吏統治造就了「士」作為無冕之王的優越地位，也促成了「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三國演義》塑造了名士禰衡裸體痛罵曹操而為曹操所寬宥的形象，並非沒有文化心理依據。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在袁世凱的總統府門前大垢袁氏包藏禍心，而被袁氏所容忍，箇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士子對世道民心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是治世英雄，還是亂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憚。而在另一方面，讀書人堅守位卑不忘憂國的信條，以天下為己任，希望將平生所學貢獻於國家民族，都與學優而仕傳統有關。兩千年來士子們秉持以學問介入世事的信念，直到近代的「公車上書」、康梁變法、新文化運動，乃至丁文江輩以科學家之資歷鼓吹「好人政府」，其脈絡仍然清晰可見。
「學優而仕」傳統對中國吏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其重要特點：它對全社會所有等級的開放。唐太宗看到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魚貫而入時，情不自禁地發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慨嘆，反映的是一代雄主對天下英雄為我所用的得意之情。「學優而仕」傳統鼓勵士子接受科舉制度，將接受過儒家道德教訓的士子源源不斷地吸收到官僚機構中，成為傳統宗法專制制度下吸收人才最有效的途徑。這種選才制度，對於以門第血統為依據的唯親任用制度，及包含極大偏私之嫌的「舉孝廉」制度，其優越性顯而易見。儘管「史無前例」的文革時代還有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可鄙且滑稽的血統論沉渣泛起，但「學優而仕」傳統下的文吏選拔制度的有效性是無法根本動搖的。
其次，傳統社會在本質上是等級社會，其等級結構是很難打破的，但中國社會等級制度與印度式種姓制度的不同之處在於，各等級的個人可從「學優而仕」的途徑上改變個人的等級地位。中國歷史上，所謂「貴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不是完全由血統決定。對社會各等級的人而言，通過以科舉制度為體現的「學優而仕」途徑躋身於士大夫階級之後，可以加入孟子所說的「勞心者」之列，由「治於人」而變為「治人」，從而由「賤」入「貴」，成為「貴族」，改變自己的等級命運。雖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命運的大喜劇只發生在極少數的幸運兒身上，但龐大的官僚機構的存在，足以使眾多有才華的窮人子弟得到相應的官位，因此讀書人抱定「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信念，頭懸樑，錐刺股，發奮苦讀，也有很多得遂其願的機會。正是由於「學優而仕」傳統為讀書人提供了改變自己命運的出路，整個中國社會各等級之間的劃分才不像種姓制度那般僵死。
第三，「學而優則仕」傳統綿延兩千餘年而為中國社會所有等級接受，還在於它確立了一個超越各等級而能為所有人接受的原則：學問面前人人平等。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並沒有創造出多少「平等」觀念，但各等級一視同仁地享受「學優而仕」的權利，卻也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現世之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觀念中獲得基本的「平等」意識；對於本質上不信教的中國民眾來說，「學優而仕」傳統則可以使他們享受到以「學優」而「至仕」的平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眾以信教而為自己爭得了平等地成為上帝「僕人」的權利，而中國的士子們則由「學優而仕」獲得了參與政治的平等權。雖然上帝權威之下的「平等權」施於所有信眾，使皇帝（或國王）與一般信眾成為平等之「人」；而「學優而仕」是以皇權至尊為前提，所謂「平等」不過是做皇帝奴才的「平等」，而且僅僅及於為學的士子。
「學而優則仕」傳統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是源於以「仕」為「學」之鵠的這個既定前提。在「家」「國」一體的宗法專制時代，以「學」而達至仕途，最終結局只能是以「學問」服務於帝王的家天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成為士子們的必然歸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關係的等級網中，主僕關係的確立意味着對主子的物質和精神的依附，於是，以帝王之是非為是非，成為越兩千餘年不變的通例。被「學而優則仕」信念和科舉功名誘入帝王彀中的天下士子英雄，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在「食君俸祿，為君分憂」的附庸倫理支配下，為帝王的「家天下」的長治久安耗盡心力，以便在等於帝王將相家譜的所謂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賢」、「能」的讚辭。
另一方面，進入附庸羅網的士子們也成為專制君主輕慢、侮辱乃至虐殺的對象。這類事例在歷史上可謂司空見慣。如劉邦動輒對士吏自稱「爾翁」（用今天的話即「你老子我」），會見士吏多以戲侮為樂，取其冠以為尿器，或者傲慢地一邊讓女人洗腳一邊會見士吏。在主僕倫理之下，士子的任何獨立意志，在帝王那裏都會遇到天然的敵意。遊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奪取皇帝寶座後，下令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原因是孟子反對君主的絕對權力，主張君臣關係的契約式依存：「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與西方中世紀知識人遭受教會迫害不同，中國文人往往成為專制君主淫威的犧牲品。士子以文（或以言）致禍的事例不絕於史書，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道大景觀。從秦代的「焚書坑儒」，到滿清王朝的大興文字獄，以至幾十年前全民族的知識人被集體誘入「陽謀」而幾被一網打盡，似乎都可以從「學優而仕」傳統造就的專制君主的「封主」心態得到解釋。
其次，「學而優則仕」傳統確立了一個原則，即以「仕途」的飛黃騰達作為「為學」成功的標誌，於是對「學優」的追求轉化為對仕途經濟的追求。由於至仕之途費盡千辛萬苦，成功之後必得報償方為心甘，所以「升官發財」遂成為士子耗盡心力的永恆追求。這追求中，「升官」是問題的關鍵，只有升官才有可能掌握更多可以支配的資源，才有可能「發財」。於是，巴結逢迎、欺上瞞下、結黨營私，精於「厚黑」之術，成為官場上必須具備的本領，官場之道成為傾軋和整人術的代名詞。
更重要的是，士子個人仕途的成功與否不僅關乎讀書人個人的前途命運，也攸關家族的興衰成敗。供養子弟讀書成為每個家族的頭等大事，最大的投資，所以規勸子弟刻苦讀書成為整個家族成年人義不容辭的義務。「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之類俯拾即是的「勸兒語」，遂成為千載流傳的民眾最熟悉的教子格言。在整個家族所寄予的改變現狀的重望之下，「升官發財」演化為士子們的永恆追求。受此動機支配，仕途得意的士子要成為兩袖清風的廉吏，真是難乎其難。於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成為官場通例。官場上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和「難得糊塗」的鄭板橋就只有歸隱田園，沒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這就可以理解兩千餘年中國歷史上，何以老百姓對「青天」的期盼猶如大旱之望雲靄，呼喚之聲響徹雲霄，但「青天大老爺」終是千載之下難得一見的「稀有之物」，因為「學優而仕」的目標就是「升官發財」，不發財豈不有違初衷？
對於「學優而仕」的妙用，歷代關心政治的人都是一清二楚。孔夫子罵問稼穡的學生樊須為「小人」，是因為這小子似乎不明白在孔子看來很淺顯的道理：只要做了官就有「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矣，焉用稼！」宋真宗趙恆的《勸讀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女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更將讀書至仕成功帶來的一切美好前景（包括食、居、婚、行一切方面）赤裸裸地勾畫出來。中國社會兩千餘年以來的所謂「學問崇拜」，其實質是對「榮華富貴」的嚮往，絕不是真正的學問崇拜。在「學而優則仕」傳統中，如果有人說讀書是為了求知，簡直就是痴人之語，會讓人笑破肚皮。
因此，「學而優則仕」傳統使讀書人喪失了兩個最重要的人格品質：一是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二是「為學」應有的形而上學的不懈追求；「學術」以追求真理為目標的應有之義成為不可能之事。它與古希臘形而上的愛智傳統之間差別不啻天壤。在古希臘傳統中，為發財而追求知識是愚蠢而可恥的想法。柏拉圖創辦雅典學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學了一些數學公理後，問老師學這樣的學問是否可以賺錢，柏拉圖聽後讓人給這個學生幾個錢讓他趕緊滾蛋，原因是這樣的人根本不了解求學的目的，也不配成為學者。這種傳統在千載之後的文藝復興時代再次復活，成為近代科學產生的重要前提。而在中華大地上1905年的廢除科舉之制，曾使許多士子惶惶不可終日。
再次，「學而優則仕」傳統雖然承認各等級士子的「平等」參與權，但官僚政治的等級結構使成功「入仕」的士子的最終歸位卻是等級性的；仕途的升遷成為衡量「學優」的標準，因此，「官大」也就意味着「學優」，「官大學問大」成為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近代以前學問範圍有限，「官大學問大」大致還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負經天緯地之才的諸葛亮，自信「不為浮雲遮望眼」的王安石，以及主張「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張之洞，都是歷史上官高學問也好的顯例。但是，近代以來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社會分工日益發達，各種學問已成「分科之學」，任何一門學問都足以使一個人耗盡畢生精力而難以窺其全貌。政治家（包括創立了所謂理論體系的政治家）除了在其專精的政治學及其政治實踐方面具有較多的發言權之外，在其他領域都不具備任何知識優越性；他的理論不可能是統領一切、包羅萬象的絕對真理。在這種情況下，「官大學問大」是至為顯然的謬論。但我們看到，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中將政治權威混同於學術權威、科學權威，以政治權威的結（下轉64頁）（上接80頁）論為終極真理；甚至將政治權威置於學術權威和科學權威之上，以政治權威干預學術研究的現象，已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其荒謬性時至今日仍未被充分認識。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學而優則仕」傳統中的「學」，是服務於禮制秩序的道德哲學，其基本載體是所謂聖賢的「經典」（如「四書」、「五經」），學習的目標和至仕之途的衡量標準是對這些聖賢經典的熟悉程度，其必然後果是，正心修為治國平天下的學問成為正流，被視為學問的正宗，與仕途經濟無直接關係的自然研究被排斥在「學問」的範疇之外；對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除了以陰陽五行加以附會臆說外，絕少認真地探索。兩千餘年的傳統治學方式，就是「代聖人立言」，「為往聖繼絕學」，以所謂四書五經為立說根據，專事冥想，不求實驗。在整個古代社會以實用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發明中，除了一部分（如四大發明）被改造後服務於統治秩序和實際生活外，絕大部分被視為「奇技淫巧」而得不到重視；自然研究則被視為不務正業。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科學家」如張衡、宋應星其實都不是以科學探索的成就為官府重視。直到清末，作為西方文明具體體現的鐵路建設傳入中國後，仍被當作破壞風水的怪物，受到上至官方下至百姓的敵視。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看到，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面對昔日同窗共讀、衣錦還鄉的官員同學，還往往不禁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而在政府方面，對於那些在學術研究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學者，通常的做法往往授之以某個級別的官銜以示尊重。所有這一切都使人清晰地看到「學而優則仕」傳統的舊形，使人不得不驚嘆於這個傳統的頑強生命力及其於我民族心態和官場思維的巨大影響。
《炎黃春秋》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