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1936年5月，《從文小說習作選》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沈從文在為這本書撰寫的序言中，提到在文學道路上給了他種種幫助和鼓勵的一些「特別值得記憶」的人，其中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徐志摩。沈從文深情地對讀者說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話：「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沒有他，我這時節也許照《自傳》上所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檐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你們看完了這本書，如果能夠從這些作品裏得到一點力量，或一點喜悅，把書掩上時，盼望對那不幸早死的詩人表示敬意和感謝，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你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這段話，包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兩位大作家之間的一段感人的友情佳話。
詩人做了一回伯樂
1922年夏末，20歲的沈從文孑然一身，從家鄉湖南的湘西山區，來到了京城北京，想尋找理想，想讀大學，想讀好書來救國家。然而，偌大的一個北京城，哪裏能夠接納這個從地方部隊退役的窮困的鄉下人？茫茫人海，舉目無親，他無法進大學，只好住在酉西會館裏，每日到宣武門內的京師圖書館去讀書自學。接着，他又搬到沙灘紅樓附近的一所小公寓裏，去北京大學當旁聽生。這時候，他開始練習寫作，可是他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連新式標點符號都不會用。但他還是堅持不懈地寫啊，寫啊，把稿子投往北京的各家雜誌和報紙的文學副刊，而這些稿子卻都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在窮困和茫然中，他給當時在北京大學任統計學講師的著名作家郁達夫寫了一封信，訴說了自己的苦悶與困窘。郁達夫在1924年11月12日的上午，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沈從文所住的公寓，親自來看望這個哀告無門的文學青年。郁達夫請沈從文到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便飯，他掏出身邊僅有的5元錢，付了1元7角的飯賬，把剩下的錢全都給了沈從文。郁達夫不僅給沈從文帶來了雪中送炭的救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郁回去以後就奮筆疾書，洋洋灑灑地寫成了一篇《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寄給了《晨報副刊》，把沈從文所處的困境公諸社會。在這封公開信里，郁達夫用激憤的語氣抨擊了那個豺狼當道的社會，勸沈從文丟掉大學夢和文學夢，因為那個社會已經容不得一個正直有為青年去走正直而高尚的道路了。這封公開信在《晨報副刊》發表以後，立即引起了讀者的反響。在11月20日的《晨報副刊》第277期上就發表了一封署名「基相」的讀者來信，表達了「只有多數無麵包吃的人，來聯合起來，解決這個麵包問題」，才是青年的真正出路的見解和決心。
或許正是郁達夫這封信的作用，引起了《晨報副刊》編者對沈從文的注意。就在這件事發生一個月以後，《晨報副刊》發表了沈從文（署名「休芸芸」）的《一封未曾付郵的信》。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郁達夫的公開信的呼應，因為這篇文章的主體部分就是向A先生訴說自己苦況的信，而信寫好了之後，竟然連郵費也沒有，只好氣惱地把信撕做兩半。這應該看做是沈從文的處女作。有了這樣的開端，沈從文便不時有散文和詩作在《晨報副刊》發表。在此後的一年中，沈從文逐漸開始嶄露頭角，除了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作品外，還在胡也頻編輯的《京報·民眾文藝》和其他一些刊物與報紙副刊上有創作問世。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任《晨報副刊》主筆，負責講演、譯述、論著、文藝、詩歌、雜纂等類稿件。上任伊始，徐志摩就在刊首發表了《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的文章，表示了辦好《晨報副刊》的主張和信心。在這篇文章里，徐志摩列舉了可以作為《晨報副刊》基本作者的一長串名單，其中在提到「新近的作者」時，沈從文的名字便已經赫然列於榜首，其推崇之意，自不待言。
這期間，沈從文和徐志摩已經開始有了直接的接觸。有一次，沈從文拿了一疊稿子送給徐志摩，徐志摩把這一疊詩文稿件翻了一翻，問沈從文有沒有發表過，沈從文回答說：「全都是沒發表過的」，徐志摩便把這一疊稿件全都留下。於是，在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開始的一個月里，沈從文就在這份副刊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五篇作品。
1925年11月11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沈從文寫於是年3月的一篇散文《市集》。這是一篇鄉村集市的素描，人聲喧嚷，豬羊嘶叫，匯成了一支生活的交響曲。沈從文已經能夠嫻熟自如地駕馭自己的筆，寫出一幅有聲有色的鄉村生活場景，使都市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濃郁的鄉土氣息。徐志摩是在前任編輯留下的一堆廢稿中清理出這篇稿件的，他十分欣賞這篇散文，在編完之後，情不能自已地在文末寫了一段《志摩的欣賞》：
這是多美麗，多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作者的筆真像是夢裏的一隻小艇，在波紋瘦鰜鰜的夢河裏盪着，處處有着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餘的。因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鬆的、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餘的，因為春草的發青，雲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們的獎勵的。
那熱情洋溢的話語，包含着讚揚和鼓勵，也包含着對一個文學新人的期待。
不過，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沈從文在欣喜於得到徐志摩的讚揚之餘，卻又產生了些許的不安。因為這篇稿件先送到《晨報副刊》，因編輯未及時採用，後來被沈從文的朋友焦菊隱（當時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拿到他主編的《燕大周刊》上發表出來，接着又被胡也頻拿去轉載在他所主編的《京報·民眾文藝》上，這時再在《晨報副刊》刊登出來，已經是第三次發表了。看到徐志摩所寫的欣賞文字，沈從文一面感到「受來背膊發麻」，一面又覺得這「不是醜事總也成了可笑的事」。他趕緊寫了一篇《關於〈市集〉的聲明》，說明事情的真相，坦率地承認了自己的粗心，也表示了對徐志摩所給的褒揚的感激之情。
徐志摩對這件事卻報以極度的寬容，他不僅沒有責怪沈從文，而且還把沈從文的《聲明》全文照登出來，並加了一段十分俏皮的附言：
從文，不礙事，算是我們副刊轉載的，也就罷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勸我下回沒有相當稿子時，就不妨拿空白紙給讀者們做別的用途，省得攙上爛東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煩。我想另一個辦法是復載值得讀者們再讀三讀乃至四讀五讀的作品，我想這也應得比亂登的辦法強些。下回再要沒有好稿子，我想我要開始印《紅樓夢》了！好在版權是不成問題的。
志摩
其中洋溢着對青年作者的愛護與寬慰之情，讀來是令人十分感動的。更有趣的是，這則附言中提到的那個「小兵」，竟然就是沈從文。幾天以後，《晨報副刊》居然又將「小兵」的這篇短文揭載出來，可見徐志摩對沈從文是多麼器重！
不做學生去做教師
1928年1月，沈從文為尋求在文學事業上的進一步發展，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這時，徐志摩已與陸小曼結婚，並移居上海。就在沈從文到上海不久，徐志摩同葉公超、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饒孟侃等人聯合發起創辦的《新月》月刊，創刊號於3月1日出版。沈從文除了在《新月》雜誌上經常發表作品外，還在徐志摩參與創辦的新月書店出版了《蜜柑》、《阿麗思中國遊記》、《好管閒事的人》、《沈從文子集》等小說集。
這時候，沈從文與徐志摩已經過從甚密，成為很好的朋友了。徐志摩當時住在上海福煦路613號，沈從文經常去拜訪徐志摩。後來沈從文回憶起這段時間與徐志摩的交往時說：「記得兩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飯，都是由後門進去，在灶披間同車夫廚娘一道坐下來吃飯的。他一面說笑，一面不住稱讚雪裡蕻燒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爾那次的鍋塌豆腐還透味好吃。」
但是，文人的困境卻始終像擺脫不掉的夢魘糾纏着沈從文。他儘管一本又一本地出書，書店卻只給他極微薄的稿酬，加上此時他的母親和九妹也從北京來到上海與他同住，高昂的生活費用使沈從文不堪重負。他曾寫信給徐志摩，訴說自己的苦況，徐志摩也曾勸他，「還是去北京吧，北京不會因為你而米貴的」。接着，沈從文又想轉而去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從徐志摩的朋友劉海粟學繪畫。徐志摩對他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都不贊成，卻萌生出了一個新奇的念頭：「你這樣子還去念什麼書？還不如去教書呢！」
原來徐志摩的朋友胡適，在1926年去歐美遊歷之後，此時正定居上海，除了與徐志摩等人合辦新月書店，還兼任着上海中國公學的校長，於是，徐志摩就推薦沈從文到他那裏去試試，看能不能做個教師。胡適知道沈從文是個頗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立即同意延聘他為中國公學的講師，主講大學部一年級的現代文學選修課。但從來沒有進過正規學校的沈從文，哪裏能夠一下子就會上課？本來就不善言辭的沈從文，準備了一個小時的講稿，不到10分鐘就講完了，只得站在講台上愣愣地看着台下黑壓壓的學生，緊張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此時在台下的學生中，就坐着後來成為他的夫人的張兆和。於是，這段不成功的教師生涯，卻造就了一段成功的美滿姻緣。後來，沈從文談起徐志摩的果敢推薦和胡適的大膽聘用，笑嘻嘻地說：「這可以說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
千方百計營救胡也頻
1930年秋，胡適離開中國公學。為了不因自己離開中國公學以後影響沈從文的教席，他給沈從文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推薦給了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陳源（西瀅），並且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還是去武漢大學，讓凌叔華管管你的生活吧！」沈從文便拿了胡適的推薦信去了武漢，在武漢大學文學院擔任現代文學史課程。
1931年1月，學校放寒假，沈從文從武漢回到上海。此時，胡也頻因從事革命活動，受到反動派的注意，也同丁玲一起逃離濟南到了上海。他們倆回到上海不久，便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隨後胡也頻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並被推選為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準備赴江西蘇區參加大會。
1月17日下午，胡也頻來到沈從文在上海的臨時住處清華同學會宿舍。他告訴沈從文，他和丁玲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正準備搬家，但是卻又到處借不到錢，偏偏正碰上房東的小兒子死了，想送禮也沒有錢，至少也該送一副輓聯，表示一點哀悼吧。他請沈從文為他先擬好一副輓辭，下午買了白布來請他寫。沈從文因為要赴一個同學的約會，去四馬路吃飯，12時許便同胡也頻一起出了門，從四川路往南走。走到惠羅公司門前，胡也頻說是要到先施公司買一塊寫輓聯的白布，兩人就要分手了。臨分手時，沈從文看胡也頻衣着單薄，在颼颼的寒風中瑟瑟發抖，又脫下自己新做成的棉袍給他披上，便匆匆告了別。
下午，沈從文應約趕到萬宜坊胡也頻的家，去寫輓聯，但胡也頻還沒有回家。晚上再去一趟，還是沒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沈從文再趕到他家，發現胡也頻竟然一夜未歸。沈從文好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對丁玲說：「別是發生了什麼事吧？」他們哪裏知道，與沈從文分手之後，胡也頻在先施公司買好一塊寫輓聯的白布，就去參加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何孟雄召集的一個會議。不料被特務察覺，參加會議的人全部被捕。
18日的晚上，沈從文剛剛回到家，就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老頭來找他，老頭自稱是監獄裏的牢頭：「我受一個姓胡的先生之託，給您送個信！」說着便把胡也頻親筆寫的便條交給了沈從文。便條是用一張爛紙寫的，上面寫着：
我因事到××飯店，被誤會，請趕快與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沈從文一看便條，就知道預料的事果然發生了。便條上說的「胡先生」就是胡適。沈從文找到胡適，胡適也很着急：「這不行，我們得想辦法保釋他出來！」但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接着，沈從文又趕到胡也頻家把這消息告訴給丁玲，丁玲請他去找李達幫助。在李達家裏，沈從文與李達的夫人王會悟以及施存統、朱謙之一起商量營救的具體辦法。最後，大家認為還是請胡適和徐志摩出面，寫信給在南京任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請蔡先生出面營救。
徐志摩這時候正接受胡適的推薦，準備前往北京大學就職。在繁忙的準備和迎來送往的告別之際，沈從文給他帶來了胡也頻被捕的凶信。胡也頻也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時就經常給《晨報副刊》寫稿，到上海以後，又給《新月》雜誌寫過稿。徐志摩在政治上比較超脫，他不以黨派和階級來看人，而只是看重在文壇上的友誼。因此他一聽說胡也頻被捕，就激動地說：「參加什麼黨派，是個人的信仰，怎麼可以憑這一點來抓人呢？」沈從文乘機向他提出請他出面營救的請求：「我知道先生素來抱有正義感，我來找您，就是為了請您設法營救的。」徐志摩毫不遲疑地拿出紙筆，給蔡元培寫了一封短簡，請他在南京設法斡旋。
沈從文拿了徐志摩的信，便趕往南京，找到了蔡元培，但此時的蔡元培對這樣一樁重大的政治案件顯然已經無能為力了。此後的幾天裏，沈從文在南京又先後找過國民黨的元老邵力子，甚至還找過陳立夫，他們或者表示鞭長莫及，或者已經愛莫能助，時間蹉跎，在焦急與擔憂中，度過了一天又一天，20天過去了，事情沒有一點進展。2月7日，胡也頻和他的幾位戰友一起，在上海龍華監獄被槍殺。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左聯五烈士」的事件。
胡也頻犧牲以後，丁玲帶着剛出生不久的孩子，日子過得更加艱難了。為了幫助丁玲度過這段艱難的日子，沈從文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答應把丁玲的一本書稿推薦給中華書局，但因為稿子的篇幅還比較單薄，稿酬也就有限，徐志摩一時間也沒了辦法。他的妻子陸小曼提醒他說：「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轉借一筆錢嗎？你就說我有急用。」邵洵美是徐志摩在新月社中的文友，因為辦書店，善經營，還編輯出版多種雜誌畫報，是文人中最有錢的一個。果然，邵洵美借了一筆錢給徐志摩，徐志摩就把這筆錢轉給了沈從文。幾天以後，沈從文就伴送丁玲和胡也頻留下的遺孤，假扮成了夫妻，歷盡艱險，送她們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常德。
經過這將近一個月營救胡也頻的風波起伏，徐志摩突然萌發起把這件事寫成一篇小說的靈感，這就是發表在是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3卷11期上的《璫女士》。在這篇小說里，徐志摩巧妙地借「璫」諧「丁」和「玲」，暗示「璫女士」即「丁玲女士」。他以胡也頻為原型，塑造了「蘩」這一革命者的形象，表現出他對貧富不均的社會的憤恨和剷除窮苦的決心。在璫女士的身上，則表現了她那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鬥志。而璫女士的女友，顯然寫的就是沈從文為此事奔走呼號的活動。她抱病四處奔波，為營救蘩而忍受權貴要人的冷眼，細心地照顧着璫女士和她還在襁褓中的嬰兒，表現出了一個急公好義的高尚正直的靈魂。從這篇小說中，不僅可以看出徐志摩對沈從文的欽佩與讚許，也可以看到徐志摩對革命者的新的認識與理解。
綿綿不盡的思念
沈從文因為營救胡也頻，接着又護送丁玲母子返回故鄉湖南常德，誤了學校開學的日期，便不能再回武漢大學去了。當年夏天，他接受了楊振聲的邀請，去楊任校長的青島大學任教。
就在開學兩個多月以後，11月21日，沈從文和青島大學文學院的幾個朋友正在楊振聲家邊吃茶邊聊天，突然接到從北平打來的電話，這個電話如同一聲晴天霹靂，原來是關於徐志摩不幸遇難的噩耗。沈從文一下子驚呆了。
原來徐志摩到北京大學就任教職，常來往於北平和上海之間。這一次回上海是搭乘的張學良的專機，11日回到上海後，18日又匆匆忙忙趕到南京，準備再搭這架專機飛回北平。不料蔣介石要留張學良多住幾天，而19日的晚上，林徽因要給外國人講中國建築藝術，徐志摩答應過一定要出席的。一向重視朋友情誼的徐志摩不願意失約，便臨時決定用朋友贈送給他的中國航空公司的免費乘機券，搭「濟南號」郵機飛往北平。誰也沒有想到，飛機飛到濟南附近，遇到了大霧，撞在山頂上，飛機立刻燃起大火，墜毀了。徐志摩和兩位駕駛員同時遇難。
沈從文聽到這一噩耗，五內俱焚，他想起徐志摩在這六七年間對自己的關心與幫助，無論如何也應該去見最後一面。他提出馬上搭夜車去濟南，與恩師告別，大家也表示贊同。乘了一夜的火車，沈從文於20日的上午趕到齊魯大學，會同了從北平趕來的梁思成、金岳霖和張奚若，從南京趕來的郭有守和張慰慈，一起趕到臨時停放靈柩的一座小廟福緣庵。這座小廟已經被一個賣陶器的商人用來做堆放貨物的貨棧。走進廟門，便可以看到徐志摩的靈柩就停放在牆邊。兩個工人挪開了棺蓋，只見徐志摩的遺體靜靜地躺在棺材裏，經過整容，頭上戴着一頂紅頂絨球青緞子瓜皮帽，帽子遮蓋不住右額角上被撞開的一個李子大小的斜洞，鼻子略略腫起，門牙全部被撞脫。身上穿的是淺藍色綢袍，外罩着黑紗馬褂，腳上穿的是一雙粉底黑色雲頭如意壽字鞋。
看到一個歷來熱情似火、生龍活虎般的詩人，安靜地躺在這又破又小的古廟裏，被一堆五顏六色的罈罈罐罐包圍着，門外便是喧囂的街市，沈從文不禁感到了一絲淒涼與傷痛。直到三年以後，沈從文回憶起這段情景，仍然流露出對徐志摩的不盡的思念。他說：「志摩智慧方面美麗放光處，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種瀟灑與寬容，不拘迂，不俗氣，不小氣，不勢利，以及對於普遍人生萬匯百物的熱情，人格方面美麗放光處，他既然有許多朋友愛他崇敬他，這些人一定會把那種美麗人格移植到本人行為上」，「紀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應當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
《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