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文集自序
知識分子是時代的眼睛。這雙眼睛已經快要失明了。我們要使這雙眼睛光亮起來，照着大家走路。
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自康有為、梁啓超以降，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運動上和歷史性的變動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多多少少有所貢獻。到了五·四運動，這一發展到達一個新的高峰。
中國近代和現代知識分子在近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幾何時，面目全非！如今，一部分知識分子飄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識分子過着淡漠的歲月。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
怎樣才算是知識分子
照《時代周刊》的時代論文所說，得到博士學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至於科學家，只在有限制的條件之下才算是知識分子。該刊在兩個假定的條件之下來替知識分子下定義：
第一，一個知識分子不只是一個讀書多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他必須為追求觀念而追求觀念。如霍夫斯泰德所說，一個知識分子是為追求觀念而生活。勒希說知識分子乃以思想為生活的人。
第二，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乃是蘇格拉底式的任務。
一個人不對流行的意見、現有的風俗習慣，和大家在無意之間認定的價值發生懷疑並且提出批評，那麼這個人即使讀書很多，也不過是一個活書櫃而已。一個"人云亦云"的讀書人，至少在心靈方面沒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時代周刊》所舉兩個條件來界定知識分子，那麼不僅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那麼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數。在現代西方，羅素是十足合於這兩個條件的，史迪文遜顯然是一個知識分子。
在中國，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強可作代表。自清末嚴又陵以降的讀書人堪稱知識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冊。而且，有少數讀書人在他們的少壯時代合於這兩個條件，到了晚年又回頭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識分子。
維斯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沒有團體，而且也沒有什麼朋友。赫欽士認為一個知識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
這樣看來，作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得付出生命的代價。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典型。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只問是非，不管一切"。
他只對他的思想和見解負責。他根本不考慮一個時候流行的意見，當然更不考慮時尚的口頭禪；不考慮別人對他的思想言論的好惡情緒反應；必要時也不考慮他的思想言論所引起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
一個知識分子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不算稀奇。旁人對他的恭維，他不當作"精神食糧"。旁人對他的誹謗，也不足以動搖他的見解。世間的榮華富貴，不足以奪去他對真理追求的熱愛。
世間對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這是人間難免的事。依這推論，凡屬說話務求迎合流俗的讀書人，凡屬立言存心譁眾取寵的讀書人，凡屬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讀書人，充其量只是讀讀書的人，並非知識分子。
哈耶克說："知識分子既不是一個有原創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別部門的專家。典型的知識分子不一定必須有專門的知識，也不一定必須特別有聰明才智來傳播觀念。一個人之所以夠資格叫做知識分子，是因他博學多聞，能說能寫，而且他對新觀念的接受比一般人來得快。"
哈耶克的說法沒有《時代周刊》的時代論文那麼嚴格。我對這兩種說法都採用。依照哈耶克的說法，中國文化里的知識分子倒是不少。《時代周刊》的時代論文所界定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精粹。哈耶克所說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個社會文化創建的前鋒；後者是一個社會文化創建的主力。
時至今日，知識分子自成一個特殊地位的階層之情形已經近於過去了。今日的知識分子，固然不限於在孔廟裏，也不限於在學校里，而是分佈在各部門裏。因此，我們現在談文化創建，已經不是狹義地局限於拿筆桿的人的事，而是廣義地擴及社會文化的各部門的優秀人物。
在現代化的文化建構上，經濟工作者，工業工作者，農業工作者，以至於軍事科學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傳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學問為專業的人是"搞觀念的人"。我在這裏所要說的種種是以這類人士為主。當然，這一點也不意味其他方面的工作對文化的創建不重要。
知識分子的責任
什麼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怎樣才能使中國有個光明的遠景？關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濃縮成八個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學。
只有實現這四目，中國才有希望。我們要實現這四目，必須積極地努力於新的文化創建。要努力於新的文化創建，必須有健全的知識分子作努力。
怎樣的知識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識分子？一個知識分子要成為一個健全的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獻身真理。
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之中談道德，不是被人譏為迂闊，就是容易被人認為虛偽。的確，在談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這兩種人。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沒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鈔票而根本不用鈔票？
稍一反思，現在的道德問題實在是嚴重。在這迷茫失序的世界裏，人事朝夕變幻多端。我們把握着什麼？我們靠什麼作定力？我們必須怎樣才能免於失落？各種無定向的風在亂吹，一忽兒東，一忽兒西，令人何所適從？我們怎樣站穩腳跟？
現在，有些人在權勢面前是一套，轉過背來對弱小是另一套。臉譜的變換，比戲台上還要快。他們到張家是這個樣子，到李家是那個樣子。中間一點連貫也沒有，一點共同的基本原則也沒有。
自己跟自己不一樣。自己把自己在各種不同的應付人事的場合撕成碎片。結果，自己不見了，只剩下一張名片。這樣的存在，像馬路邊灰塵般的存在，像汽車後面排出的煙似的存在。
我們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終維持自我認同，是保持內部鞏固，是靜悄悄地作自我綜合。我們處身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要像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風吹雨打，魚蝦相戲，狂浪拍擊，我則屹立不移。
堅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斂散漫的心靈。只有照着道德原則的指標走去，才可免於掉進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鱷魚潭。
我們能否見小利而不忘大義？我們能否處貧困而不改素志？我們能否視馬路上的富貴若浮雲？我們能否堅持理想而不受誘惑？我們能否不把廉價的恭維當作"精神食糧"？我們能否在無端受侮辱與迫害時處之以寧靜？
凡此等等問題，都是知識分子常常遭遇到的問題，而且在實際中必須認真面對的。這些問題在紙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論道也不太難。只有在實際的情況出現，身歷其境，受到臨場的考驗時，才可測出一個人的德操之深淺高低。
在這種虛華而又淪喪的歲月，一個知識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則，實在是難上加難。但是，功夫就在這裏。
道德而無相干的知識作充足條件時是盲目的。我們處身在這個魚龍混雜的時代，不可少的是分辨能力。據斯泰因和維底奇說，莎士比亞劇中描寫的哈姆雷特的中心性格，是到一個社會裏去尋求個人的真實性。
而在他所到的社會裏，集體的真實性已不復能夠認為沒有問題了。於是，他的追尋變為尋求他個人的認同。
這也就是說，他只能去找和他相同的個人，團體已經不可靠了。但是，他發現這只能藉着細心考察他與他周圍之真實的和想像中的人之關係才能得到。
結果，哈姆雷特發現男女人們把最光榮的儀態和角色當作真實的，尤其是把保衛他們所喜愛的自我影像的人當作真實的。
在《阿塞羅》裏，莎士比亞告訴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引導他們把"虛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當作真實的，以致毀掉了他們的生命。伊亞哥裝得像是一個顧問和朋友的樣子，來導引阿塞羅走入歧途。其實他充滿了邪惡的動機。
阿塞羅回答伊亞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壓的情感之驅使，他與一個謀殺者同流，並把德士底摩納和他自己毀掉了。
不過，莎士比亞細心弄明白了，阿塞羅並不只是一個謀殺者而已，他也是很神聖而高貴的。可是，莎士比亞所注意的，是這樣的高貴之如朝露，阿塞羅往往表現着兩面性格，他沒有內在的調和。
在這個時代，伊亞哥這種角色以形形色色的姿態出現。我擔心知識分子變成阿塞羅。
際此時日，真是歧路亡羊，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社會沒有不亂的。所以清理是非是一百年大計。這件事是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中國的傳統一向是知識分子乃社會的指南針。是非被保持在知識分子那裏，而且真正的知識分子把是非之分際看得非常嚴重。
正因此故，每次大亂過後總可保持一點命脈。清末以來，政事議論，國家大計，也莫不以士流清議為重。行動人物有時也以知識分子的是非為是非。然而，近幾十年來逐漸搞倒了頭。
知識分子逐漸放棄自己的見地，讓出自己的思想主權，以行動人物的是非為是非。甚至民國初年以來知識界的若干健將，也失去獨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見為真理。
正所以致此，說來真是話長。我現在只提出幾點：第一，有些知識分子所見本來不深。不深的見解易被大眾的意見聲威所懾伏、所轉移。第二，發言投機取巧。這種言論經不起考驗。第三，在大震盪之中喪失定見，結果把是非的判斷交給果決的行動人物。這是弗洛門（Eric Fromm）所說"逃離自由"的一面。
另外也有知識分子的是非沒有完全跟着行動人物的是非走。彼等之所以如此，並非基於認知，而是以承繼道統自命，抱緊聖像不放。這類人士倒是有點是非，可惜是"向後看齊"的是非。這種玄古的制式是非，很少切合當前的實際和創新文化的需要。
近幾十年來，行動人物的是非和觀念人物的是非並不是完全違離的，然而究竟是兩個不同的類。關於這兩個類之不同，從我在前文所指陳的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之種種不同，可以推論若干出來。
真正的觀念人物重理想；行動人物重實際。某一個時代，在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哪一類型的人物居於導演的地位，這是各種現實情勢造成的。這樣的結果，我叫做"歷史的偶然"。
關於"歷史的偶然"，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說的，這隻有留待別的機會去討論。如果歷史是人類的舞台，那麼似乎本來就是昨天某甲登台表演，今天某乙來表演，明天又不知是誰來表演。同是搞科學工藝的，過去叫做"疇人"。這是一個不被聖化社會重視的類。
可是，到了今天搞科學工藝的被叫做"專家"。"專家"幾乎是人上人了。同樣是弄表演藝術的，過去叫"優伶"，我們由"與倡優同蓄"這一句話可以看出他（她）們的社會地位是夠低了。可是到了今天，"歌星"是被捧的對象。據說有的歌星一支曲勝過一位教授一月的薪金。
在人類歷史舞台上的某一幕中，行動人物登台獻演，這隻好說是"時勢使然"。然而，如果說行動人物的是非足為天下後世法，並且知識分子的是非也得跟着走，那就似乎有點"越界築路"。行動人物中之最優秀的，所作所為的重點只在事功。事功上的道理局限得很。更何況有時是離題千里!
行動人物的是非，揭開優美的修辭學來看，根本多屬從局部的感情、利害、得失、聲威要求、個人及團體的意氣出發的。我不知道這些因素與知識有什麼相干。
然而，這些因素經過細心經營而且建構化以後，居然成為是非的標準。影響所及，似乎不是歷史上一幕兩幕就能過去的。
我們在知識分子之間可以很顯着地看到這種影響。當梁啓超的新說風靡時，當早期的陳、胡倡導的新潮澎湃時，有許多人贊同，也有不少人反對。贊同的是真誠地贊同，否則不會產生那麼廣大的影響。
反對的也是真誠地反對，否則保守勢力不會那麼頑強。這種真誠，到現在似乎愈來愈微茫了。時至今日，知識分子似乎愈來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懷疑彼此的動機。
若干知識分子之狂熱追求個人的煌大，遠甚於追求真理。彼等一般地對個人聲名的饑渴，遠甚於對真理的饑渴。
於是，知識方面的工作被用為達到這類目標的手段。評論往往變成捧或罵的化身。現代生活重享受，彼此之間的競爭不易避免。個人的現實需求擠走了對無關利害的客觀真理之追求。
這一趨勢，把人們的思路引向一條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論幾乎已無客觀效准可言。一切思想言論都依利益或人事關係來解釋。只要是在同一條線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條線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語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
各人努力的方向像光線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幾十年來現實權力爭奪所鑄成的意識型模已在知識分子之間隱約可見。現今的若干知識分子一般地把個人或團體的情緒當真理，把一時流行的意見當是非的準繩，而思想則隨着流行的音樂打轉。
所以，知識界成為一個嗜血的人。他除了製造大量的統計數字以外，剝落了昔日的光和熱，更未能給人以新的展望。
社會總要有些知識分子來累積、保存、再制，並傳授知識。知識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識分子的還只有知識分子自己。每個人有且只有一個一生。這一個一生極容易自己浪費或被別人浪費掉了。
無論是自己浪費或被別人浪費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來了。回顧這幾十年來，在時代的大波動中，比起別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的浪費委實是太多太大了。
人生不能僅靠反什麼而活。只有積極的努力所產生的積極成果才能在當今之世發生自救救人的真實作用。就知識分子而論，努力於知識和真理的探求是中心的任務。從一長遠的過程和根本的培養來說，一個社會文化還有什麼比知識和真理更重要呢？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真理是吃素的。當財富太多時，真理就逃走了。當權勢臨頭時，真理就遠避了。財富可以購買金山，但買不來一條定律。
權勢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諂笑，可以使人在它面前歌頌，可以使人在它面前屈膝，但是製造不出真理。一切靠權勢支持的"真理"都是可疑的。一切從權勢里分泌出來的"真理"更屬可疑。
權勢可以毀滅人的身體，但是毀滅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這樣的真理才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古往今來，獻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為友。真理是輕微的聲音，他要訴說於清醒的心靈。
太好熱鬧、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雞尾酒會裏，聽一片喧笑，到哪裏去找到真理的蹤影？真理不靠權威成長。大眾的起鬨只有把真理嚇跑了。牛頓定律不產生於群眾大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非集體創作。
羅素的哲學更不是遵照什麼路線走出來的。獨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徑。多數的協作和討論可以給人啟發，但最後的吸收和創造，還是着落到個人的獨自思考。
就中國的社會文化所出的大病症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既然中國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於是有必要也有義務在世界的配景之中來研究這類問題。中國的問題既然根本是出在社會文化上，於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在根本上從社會文化的創建着手。
這裏所說創建社會文化，就是從頭創建一個適於大家生存和發展的現代文化。我們需要從目的社會走向波普爾所說的開放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文化里，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不再受無謂的前例、禁忌、複雜意結、人身神話等等的束縛；而是以合於人生的德目及理知為指歸。
一談到這些問題，事體就大了，端緒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也多了。首先，我們在從事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時，我們的胸襟必須是"為萬世開太平"而鋪路。我們希望透過自由文化的默運力，中國終於能夠消解目前的種種暴戾之氣，而出現一個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景象。
就知識分子來說，還有什麼事比這更值得做？還有什麼工作比這更巨大？還有什麼境界比這更開闊？照我看來，將我們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這一配景之中，我們就會覺得人生有了意義，人生有了價值，人生有了確實的目的。
當然，從事社會文化的創建，正同從事一切根本之圖一樣，收效是比較緩慢的，但確會宏大讓一切短視的現實主義遠離我們。我們應須走一條冗長的路。除了這一條遠路以外，別無近路可抄，也無近功可圖。孟軻說：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
知識分子是一個時代的眼睛。但，現在卻快要失明了。知識分子因其社會屬性，對社會思想的方向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因此也是權力要收買的對象，面對誘惑和威逼，能堅持德操與真理者寥寥無幾。
而那些為威權塗脂抹粉的知識分子卻往往高舉正義的大旗混跡世間，製造着"知識的鴉片"，不僅讓人真假難辨，還容易讓人墮入陷阱。
作為社會價值的承擔者，知識分子本應獨立思考，既不諂媚權力，更不迎合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