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官員出訪時不像西方領袖習慣帶着大批企業界人士隨行，華為卻成為極少數與中國領導階層共同出訪的廠商之一，例如2000年副總理吳邦國帶着任正非同行出訪非洲，也為華為在非洲鋪路，成為華為日後贏得埃塞俄比亞以及尼日利亞等國大合約的關鍵。《華爾街日報》統計中國政府對華為的補貼，高達750億美元，形式包括補貼土地、國家信貸擔保、稅負減免等等，其幅度讓即使習慣政府補貼的日韓台各國也為之咋舌。
華為因此獲得從俄羅斯到也門的生意，員工從酷寒到高溫、高海拔，「烈日當頭，停電，酷熱難熬，睡在地窖」，華為員工為了開疆拓土吃盡苦頭。1999年，華為進入非洲，在肯亞建立行動通訊網絡。華為員工後來在內部刊物《華為人》回憶，「旅館房間裏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洗澡設施」，不僅飲食不適、孤獨折磨，還感染瘧疾。「矮矮黑黑的小屋子裏，上下鋪七八個人擠在一間……我們房間前面一破屋就是客戶的營業大廳」。《華為人》中充滿此類吃苦耐勞的故事，是任正非最自詡的奮鬥精神，這或許才是華為真正引以為傲的組織文化。
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對中共的政經體制缺乏理解
除此之外，台灣關於中國企業的個案教材最大的問題在於對中共的政經體制缺乏理解，經常用理解台灣或西方企業的方式去理解中國企業，往往謬之千里。例如在中國，即使是外資企業如富士康與三星內部，也設立共產黨組織，而且中國將之明文規定於《公司法》中：「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再比如自2013年起，中國共產黨對於媒體、短影音平台與互聯網公司擁有1%股份的否決權，中共即使僅有1%股份，也對企業的決策具有否決權。2014年，又擴大到所有國有企業，然後是金融平台相關企業。中共對這些企業的決策，都享有最高的否決權。更不用說《國家情報法》規定，所有社會團體、企業組織與公民都負有「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義務」，這也讓華為與字節跳動等公司再三強調的「即使中共要求，也不會交出企業資料」承諾變得不可信。
以公司治理來說，華為最知名的特色，也是其再三宣傳的：華為屬於華為投資控股公司所有，是100%員工持有的民營企業，由華為投資控股公司工會委員會和任正非兩名股東組成，其中華為投資控股公司工會委員會擁有超過99%股權，任正非僅有不到1%（見圖一）。華為透過工會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員工因此享有令人艷羨的分紅。華為甚至在官網放上一篇研究，說明員工持股計劃是華為高生產力的重要原因。
華為是完全由員工持股所有的大企業殊為奇特
但事實上，員工部分持股的企業雖然很常見，但是像華為這樣100%由員工所有並管理的企業，則如鳳毛麟角。在人類歷史上，為何總是資本僱用勞動，而非勞動僱用資本，本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關鍵議題。少數員工所有的公司，多屬於強調人力資本的專業服務公司，例如律師與會計師事務所，但也因此多採用合夥制等相應制度。
相對的，像華為這樣大型製造商完全由員工持股並管理的企業歷史上寥寥可數，蘇聯、南斯拉夫與中國曾經有類似的集體企業，最後均以失敗告終。西方真正如華為這樣完全由員工持股與管理的企業也十分罕見，主要是因為缺乏效率（Oliver Williamson）、市場失靈（Gregory Dow）與投資短視（Eirik Furubotn和Svetozar Pejovich）等問題，這讓華為的案例顯得稀有且可疑。
華為全名是華為技術（Huawei Tech），是一個旗下有70餘家子公司集團的統稱。華為曾多次對媒體展示，在深圳總部的一個房間裏，一個玻璃櫃下放着10卷厚厚的藍皮書，其中包含據稱是該公司唯一股東的10多萬名員工姓名。華為多次向美國《時代》雜誌與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記者展示了藍皮書內登記的姓名、身份證號碼、部門和擁有的股份數。華為表示，這些證據清楚表明，其所有者是員工，而不是國家，華為是百分之百的民間企業，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毫無關係。
華為員工分股，最早可以回溯到1990年；但是到了2001年，華為施行「虛擬股票期權辦法」，員工放棄股票，改為持有虛擬股票。換句話說，華為所謂的員工持股，是一種虛擬持股，而且並非所有的華為員工都能持股，華為將之作為一種激勵機制，表現優異的員工有機會加入員工持股計劃，持有股份的員工可以分享公司的利潤，但是無權管理公司的事務，而且規定離職時必須強迫以低價賣回給華為投資控股公司。2003年華為投資控股公司成立，所有人股票移轉至此，成為今日所見的華為股權結構。
不過要注意的是，在政府資料網站上，華為投資控股公司的人數僅有99~499人，連具體人數都查不到。無論如何，這和華為十多萬員工所屬的工會委員會差距甚大，但是沒有任何公開資料說明華為工會委員會和投資控股工會之間的關係。華為表示工會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但是華為從未透露該工會的內部治理結構，例如工會領導人是誰？代表如何選出？華為對此一直諱莫如深，外界無從得知更進一步細節。
而且根據中國法律，工會委員會應該聽從上級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而中華全國總工會又必須依法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下屬機構），因此這代表華為對外宣稱的最高權力機構工會委員會，必須聽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華為所謂的員工所有，本質上是一種契約性質的分紅計劃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華為所謂的所有股票歸屬員工所有，其實本質上是一種契約性質的分紅計劃，而不是所謂的員工所有並管理的公司，這反而解釋了為何華為沒有出現前面俄國、中國和南斯拉夫等歷史上，以及財產權理論上員工管理企業（labor-managed firms）的各種問題，因為華為根本不屬於員工管理的企業類型！華為的宣傳反而蒙蔽了其公司治理的本質。
2011年起，任正非據稱受到James Belasco和Ralph Stayer合著的《Flight of the Buffalo》影響，華為開始採用輪值主席制，由三位董事輪流擔任董事長，每六個月輪替。輪值董事長在當值期間是公司最高領導者，主持公司董事會及董事會常務委員會，也稱為輪值CEO制，任正非的角色則是輔導與指導三位輪值董事長。儘管決策由輪值主席決定，但是Juro Osawa發現，即使是董事會的決策，僅持有不到1%任正非對任何決策也有否決權，也讓人對華為不透明的公司治理機制充滿疑問。
沈榮欽，作家。法國INSEAD博士，對市場與企業組織感興趣；莊皓鈞，政治大學科技管理博士，對創業議題有濃厚興趣，本來想進學術圈，卻意外地踏入不同產業新創公司，但仍持續做研究，希望能將個人的學術素養及科學精神推廣至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