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尼克遜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了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闡明了他未來的戰略。以下是他的表述：
他寫道，"長期而言，我們完全無法承受將中國永遠置身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的情況……只有中國發生變革，全世界才能安全。為此，我們的目標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我們必須對事態施加影響。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促成變革。"
我認為整篇文章的關鍵詞是："促成變革"。
所以，尼克遜總統通過對北京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啟動了我們的接觸戰略。他義不容辭地要求增進世界的自由與安全。他希望中國共產黨也能投桃報李給予響應。
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決策人員越來越強烈地認為，中國實現更大的繁榮，就會實行開放，國內就會更自由，同時對海外構成的威脅確實也會減輕，更能夠友好相處。我相信，這一切看上去都勢在必行。
但是篤信必然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一味追求的接觸並沒有按尼克遜總統的希望促成中國內部的變革。
實際情況是，我們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救活了中國破敗的經濟，結果卻發現北京對國際社會伸出的援助之手反咬一口。
我們向中國公民敞開胸懷，結果卻發現中國共產黨趁機利用我們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中國派宣傳人員進入我們的各種記者會、我們的各類研究中心、我們各地的高中、我們的各類學院，甚至參加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
我們使我們台灣的朋友被邊緣化。台灣後來實現了繁榮，成為蓬勃發展的民主政體。
我們給予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以特別的經濟待遇，結果卻發現中國共產黨堅持要求對其侵犯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作為允許西方公司進入中國的條件。
奧布賴恩大使前兩天舉了幾個例子：萬豪酒店（Marriott）、美國航空（American）、達美航空（Delta）、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等公司都把台灣的名稱從它們的網頁上取消，為的是不觸怒北京。
在荷里活（Hollywood），離這裏不遠——美國創作自由的中心，自定的社會正義評判者——對哪怕是涉及最輕微的不利中國的內容都實行自我審查。
商家對中共的這種默許也發生在世界各地。
這種商家忠誠的功效如何？這種恭維得到回報了嗎？我要引述司法部長巴爾講話中的一句話。他在上周的講話中說，"中國統治者最終的野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掠劫美國。"
中國偷取我們寶貴的知識產權和貿易機密，使全美喪失千百萬份工作。
它吸走了美國的供應鏈，然後將奴工製作的小產品添加進來。
它使世界重要航道對國際商務的安全性降低。
尼克遜總統曾說，他擔心，他將世界向中共敞開會造出一個把創造者毀滅的怪物"弗蘭肯斯泰因"（"Frankenstein"），而現在我們面對這種情況。
那麼，有誠意的人可以辯論，為什麼一些自由國家會允許這些糟糕的情況這麼多年一直發生。也許是我們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毒株太天真，也許是我們在冷戰勝利後的必勝信念，也許是怯懦的資本主義，也許是受北京"和平崛起"之說的蒙蔽。
不管什麼原因——不管什麼原因，今天中國正在國內加劇專制，並在其他所有地方更咄咄逼人地與自由為敵。
特朗普總統說：夠了。
我認為兩黨不會有很多人不同意我們今天闡述的事實。但即使現在，有些人仍堅持我們應該為了對話而保持對話模式。
明確一點，我們將繼續對談。但是這些日子的對談是不一樣的。就在幾周前我到檀香山（Honolulu）與楊潔篪舉行了會晤。
還是老一套——說得很多，但完全沒有提出要改變任何行為。
楊的承諾，如同他以前許多中國共產黨的承諾一樣，是空洞的。他期待的是，我推測，我會對他們的要求讓步，因為坦率說，這是太多屆前任政府的做法。我沒有，特朗普總統也不會。
正如奧布賴恩大使做的很好的解釋，我們必須牢記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權。總書記習近平是徹底失敗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實信仰者。
是這種意識形態，是這種意識形態形成了他幾十年來的願望，要中國共產主義在全球稱霸。美國不能再無視我們兩國間的根本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就像中國共產黨從未無視它們一樣。
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經歷，而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及現在兩年多來擔任美國國務卿，讓我得到這樣一個關鍵認識：
唯一方式——讓共產主義中國真正改變的唯一方式是，不要基於 中共領導人所言而是基於他們的所為而採取行動。你們將看到與這一結論相應的美國政策。里根（Reagan）總統說，他與蘇聯打交道是基於"信任但核實"。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我說我們必須不信任並核實。（掌聲）
我們，世界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促成中國的變革，就像尼克遜總統所希望的那樣。我們必須以更有創意和更堅定的方式促成中國的變革，因為北京的行動威脅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從改變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夥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做起。我們必須說出事實。我們不能將中國作為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的正常國家對待。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與和一個正常守法的國家進行貿易不同。北京威脅國際協議——把國際建議當作——把協議當作建議，當作主宰全球的通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件，正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達成我們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我們能夠迫使中國必須考慮它盜竊知識產權和它損害美國勞工的政策的後果。
我們也知道，與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公司做生意與，比方說，一家加拿大公司做生意不一樣。這些公司不對獨立的董事會負責，其中許多公司得到國家的資助，因此不需要追求盈利。
華為是一個好例子。我們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個清白的電信通訊公司，只是來這裏保證讓你能夠與朋友對談。我們實事求是地稱呼它——一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並且已經採取相應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有意或無意地為共產黨嚴重踐踏人權提供支持。
因此，我們的財政部和商務部已經對侵害和踐踏世界各地人的最基本權利的 中共領導人和實體實施了制裁，並將它們列入黑名單。數個機構已為制定一項商務警告作出共同努力，以確保讓我們的首席執行長們知道他們的供應鏈在中國國內的行為方式。
我們還知道，我們還知道，並非所有中國學生和僱員都是為來這裏賺點錢和獲取一些知識的普通學生和僱員。他們當中有太多人來這裏是為了偷竊我們的知識產權並將其帶回他們的國家。
司法部和其他機構已經在積極追蹤懲罰這些犯罪。
我們知道人民解放軍也不是一支正常的軍隊。它的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上層的絕對統治和擴大中國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我們的國防部已加大努力，在整個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以及台灣海峽（Taiwan Strait）展開自由航行行動。我們成立了太空軍（Space Force），在這個最後的前沿幫助遏制中國的挑釁。
因此，坦率說，我們在國務院已經制定出一套新的對應中國的政策，推動特朗普總統的公平和對等的目標，修正幾十年來形成的不平衡。
就在本周，我們宣佈關閉中國在休斯頓（Houston）的領事館，因為那裏是間諜和盜竊知識產權活動的一個集合點。（掌聲）
我們在兩周前扭轉了八年來在南中國海國際法問題上一再忍讓的做法。
我們要求中國使其核能力符合我們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在世界各地各級——都在與中國的對口官員接觸，要求做到公平和對等。
但是，我們的方式不能只是圍繞變得更強硬。那樣不可能達到我們所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接觸和賦予他們能力——他們是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
這要始於面對面的外交（掌聲）。我在一切所到之處都見到才華優秀和勤奮的男女中國人。
我會晤過逃離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人和少數民族哈薩克人。我與從陳主教（Cardinal Zen）到黎智英（Jimmy Lai）的香港民主領袖談過話。兩天前在倫敦，我與香港自由鬥士羅冠聰（Nathan Law）見了面。
上個月在我的辦公室，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經歷。他們當中有一位今天在座。
王丹是當時一位關鍵的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而鬥爭。王先生，能否請你站起來讓我們認識你？（掌聲）
今天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因自己的主張而在中國勞改營度過了幾十年。魏先生，能否請你站起來？（掌聲）
我在冷戰期間長大並曾在陸軍服役。如果說我學到了一點的話，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幾乎總是說謊。他們所說的最大的謊言就是認為他們是在為受到監控、迫害、不敢大聲直言的14億人民說話。
恰恰相反的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誠實意見的懼怕超出了它對任何一個對頭的懼怕，除了擔心他們自己喪失對權力的控制，他們有原因——別無其他原因。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當初能聽到武漢醫生們的話，而且他們能獲准對新出現的新型病毒疫情爆發一事發出警報，那麼整個世界會好多少——更不用說中國國內的人民了。
在數十年來太長的時間裏，我們的領導人對於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向我們發出的有關我們所面對的這一政權的本質的警告無動於衷或輕描淡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