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系總支副書記高雲鵬問：「是否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之類的東西？」張恩慈說：「你們如果寫，也只能貼到黨委辦公室的門口。」他沒有做正面回答有兩個原因：其一康生、曹軼歐佈置是寫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為貼大字報，串連，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有的瘐死獄中。但是，張恩慈也沒有斷然反對，左派受到鼓舞。這種話說到三分就可以了。雙方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張恩慈在哲學系做工作的同時，曹軼歐在校、系領導中活動，她首先動員法律系主任陳守一。陳守一是5級幹部，資格老，影響大。陳守一認為這是1957年右派的作法，斷然拒絕。曹軼歐碰了釘子，才轉而支持聶元梓。這與哲學系左派的思想基礎有關，也與張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說：你所舉紀律嚴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發後，情況大變，無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吸收了不少群眾代表參加，8月7日毛澤東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會上印發。會議12日結束，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第二天報紙公開了中央領導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華出現貼劉少奇大字報。紅衛兵出學校衝到社會，全國開始大串連。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有人將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大飯廳東牆上。觀者如潮。當時北大是一個中心，串連的學生蜂擁而至。半個小時，這個消息傳到上海等全國各地，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到北大，叫人覆蓋大字報，批評這種無組織、無紀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權新華社公佈毛澤東的講話、言論。
私自公佈《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會議結束後的八九天才敢這樣做，還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說不定這是中央文革演的雙簧戲。
另外，1969年召開九大，有不少造反派當選為九大代表。代表們到北京住了一個多月才開會。當時規定不准寫信、打電話，不准外出，在賓館裏不准拉開窗簾。代表斷絕與外界一切聯繫。會議從4月1日開幕到24日結束，曾開過3次全體大會，數千人出動，兩輛車一批，分批進入人大會堂的西門。到處打聽消息的外國記者硬是沒有發覺。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澤東很滿意。
文革後，什麼會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下，打倒各級領導，各級機構癱瘓。1967年一月奪權後，為解決各省市、各地區、各單位的問題，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區、各單位的軍隊幹部、造反派的各派頭頭、老幹部代表來北京開會。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紀律，隨時將會議情況通報給自己一派群眾，會內外響應，製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壓力。
1966年5月，張恩慈向哲學系左派「透露」時，那時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和後來的情況完全不同。張恩慈如不是奉令，絕不敢如此行事。
聶元梓的回憶錄是佐證
年青學者印紅標的文章寫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對筆者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當時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見過曹軼歐。」這是大字報署名者6個人一致的說法，但是一面之詞，我們應聽聽聶元梓是怎樣說的。2005年聶元梓出了一本回憶錄，第116—117頁，寫道：「我們要寫大字報，因為是黨員，又是給自己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寫大字報，從組織觀念上說，我們就想到要請示有關領導。楊克明說，那就找張恩慈，通過他問問曹軼歐吧。於是我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貼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曹軼歐。這樣，記不清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曹軼歐就通過張恩慈通知說，要接見我和楊克明。」在西頤賓館接見了我和楊克明，在座的有張恩慈。我們匯報後，「曹軼歐說，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貼一張大字報，怎樣不行呢？」「這樣，我就和趙正義、宋一秀、高雲鵬等人說明，已請示了曹軼歐，同意我們給陸平寫大字報。他們聽了很高興，從組織原則上說，大家就放心了。」
聶元梓回憶，曹軼歐沒有問大字報的內容，「因為她在北大蹲點已經有些日子，北大的情況，她已經掌握了。調查組裏的張恩慈，本來就是北大哲學系的人，自然會向她提供基本情況。」這是一個原因，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曹軼歐為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來，她可以說自己並不知道大字報的內容，只有失察之責，來逃避、減輕懲罰。她的一舉一動關係到康生的政治生命、榮辱、升遷，她不能貿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審查。文件下發到縣團級。當然聶元梓很快就知道了。第二天24日，大字報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聶元梓等7人貼出大字報，這絕不是巧合。沒有可靠的內線，沒有康生這樣大人物強有力的支持，這7個人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公開貼出大字報。
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話，說：「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這個「他們」包括張恩慈在內。康生沒有把功勞算在自己頭上。
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不是第一張
後來，我才知道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不是第一張。當時，中央文革到處找人寫大字報。學部（今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所的吳傳啟寫的大字報才是第一張，比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得早。但是，吳傳啟只點了哲學所的負責人楊述的名字，而沒有上聯北京市委、中宣部。楊述1961年1月離開北京市委調到學部。吳傳啟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雖然受到鼓動，聽到會議的情況，但是膽子沒有那麼大。聶元梓的大字報不僅點了北大校長陸平，還聯繫到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所以比較了幾張大字報後，毛澤東決定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採訪吳傳啟）從此，聶元梓一夜聞名天下，她的名字成為一種符號、一種象徵。
張恩慈毫不隱諱，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他授意寫的
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師生聽張恩慈和哲學系老師孔繁的報告。主持人特別介紹張恩慈原是北大哲學系的，現在中央某機關工作，是個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請到他不容易，十分榮幸。充滿感激、敬佩之情。當時我在北大讀書，我們系在大飯廳聽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倆的名字。
張恩慈、孔繁系統地介紹了北大的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就是北大社教情況和第一張大字報產生過程。張恩慈的報告比較長，特別介紹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產生經過，說大字報是在康生、曹軼歐的支持下寫出來的，他以自己所起過的穿針引線作用而自詡。如能找到這份報告記錄，是最好的物證。
為什麼40年來我一直記得這場報告？因為報告解開了我心中的謎團。5月25日，我們正在北京朝陽區四清，突然聽說北大哲學系的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大字報，引起全校師生激烈爭論，大飯廳前的辯論甚至有人動手，互相間有肢體衝突。後來，聽說國務院外辦主任張彥、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連夜到學校講話，平息了這場風波。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張彥代表周總理，李雪峰代表黨中央。聶元梓也害怕了，向陸平說明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讓她寫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天，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台新聞廣播的黃金時間，突然播放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大家無不震驚，我們雖然不知曉這是毛澤東的決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勢突然發生180度的變化，決不是一般人能決定的。聽說當天晚上中央派來工作組。同學們坐不住了，有的連夜趕回學校。這張大字報的命運戲劇性地變化，人人關注這張大字報是如何產生的？是誰讓寫的？張恩慈的報告揭開謎底，所以印象深刻。
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通過張恩慈授意寫的，這點在北大是公開的，人人皆知的事實。黨委副書記王效挺和黃文一合寫的《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一文有理有據，講得很清楚。我在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一書時，特地收入了這篇文章。
另外，張恩慈對聶元梓有意見，說他要在場，就不會讓聶元梓簽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過聶元梓的問題，但是康生說：「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眾所周知。寫大字報的7個人很快分裂，學校始終存在反聶元梓的一派，與康生的這句話有關，也與張恩慈的態度有關。
張恩慈為此付出了代價。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後，張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採訪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黨校等好幾個單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張大字報的事作罷。當時正在批判四人幫，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當燒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時，張恩慈曾起過承上啟下的作用。當然，他沒有想到這張大字報會引起全國大亂，絕沒有想這場火會燒10年之久，更沒有想到會引火燒身。時間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劑，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這一天呢？當這天到來時，還能不能做事，還能做什麼呢？
《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