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當時北大師生都很清楚這是康生、曹軼歐指使炮製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講話時說:「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但是30多年後,人們的認識發生變化,除聶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見過曹軼歐。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會議的影響,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響下寫的。5月政治局會議的消息是張恩慈透露的,與康生、曹軼歐無關。他們的說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況的年青人。
從他們的回憶中,張恩慈是關鍵人物。張恩慈的「透露」是個人行為,還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誰的令?是奉康生、曹軼歐之令。
張恩慈早與康生、曹軼歐有聯繫
張恩慈原是北大哲學系年輕有為,才華出眾,受學生歡迎的講師。(2006年9月採訪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門頭溝下鄉一年,錯過了難得的評副教授的機會,(2001年秋採訪陸平)另外他有心臟病,門頭溝是山區,生活艱苦,沒有條件照顧病號。(2006年9月採訪石仲泉)他心生怨氣。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組到北大社教,揭發、批判校、系領導,張恩慈是積極分子。哲學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貫徹23條,彭真、鄧小平批評了北大社教運動,撤換了工作隊隊長,召開國際飯店會議,批評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會議才結束,許多堅定的左派被派到農村四清。
其實,校領導是重視、培養張恩慈的,派他參與康生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反修文章的寫作。能夠參與中央交辦的任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康生領導的班子住在釣魚台,他們是外圍,為釣魚台的班子準備資料,住在民族飯店。(90年代採訪錢抵千。錢抵千大校是軍隊派到釣魚台參加寫作班子的成員)因而同康生、曹軼歐有聯繫。曹軼歐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康生辦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飯店的還有紅旗雜誌哲學組組長關鋒、學部(今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所的吳傳啟等,不僅為釣魚台準備材料,還一起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採訪楊德)
1964年馬列主義研究院成立,紅旗雜誌社的總編輯陳伯達兼任院長。因和關鋒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賞識,1965年7月張恩慈調到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後來康生是中央小組顧問,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關鋒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吳傳啟是造反派的頭頭,十分活躍。
康生與張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澤東召開第二次杭州會議,批評彭真。同時為5月政治局會議準備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於5月16日通過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會議原則通過《中央委員會通知》草稿,但是散會時,周恩來叮囑:因為很快要開政治局會議,大家沒有傳達的任務。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迴到北京,政治局候補委員薄一波、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登門打聽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會議的7個文件,獨獨沒有看到《中央委員會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點。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氣,薄一波一拍屁股說:「不說拉倒。」(90年代採訪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戰友,李雪峰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也不敢造次。可見當時紀律之嚴明。
這個草稿只有參加會議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參加了這個會議,並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當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首先召開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雖然會議是劉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匯報、請示。(90年代採訪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這與1975年毛澤東任命毛遠新為聯絡員如出一轍。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