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是怎麼成為「右派」的？我問。這是一個我對所有難友的共同提問，其實歷史早已作了回答：「革命需要右派！階級鬥爭需要右派！震懾人民，壓制不滿與反抗需要右派，不然何以叫『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如此，我仍要這樣問，實際是填補一點心裏永遠逝不去的迷茫，就像海洛英癮客難解海洛英的迷茫一樣。
她靜靜地說：和你一樣，愛這個黨，愛這個領袖。可是這個黨、這個領袖需要在大小知識分子中抓「右派」，作為祭品鞏固統冶。我不明白怎麼就當了右派，成了敵人？我自信自己愛這個黨愛這個領袖，所以才在1962年向成都市檢察院投遞申訴要求「甄別」我1957年劃「右派」一事。檢察院沒有理睬我，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單位理我了，「打退右派分子白竹筠的猖狂進攻」！若干年後我想到當年的做法真可笑，就是這個整你的黨你還去哀求它，能有好果子吃嗎？。
沉默，又一陣沉默。沉默後她起身拿出一個紙包，從裏面翻出一疊發黃的紙卷交給我。我展開一看，竟是她1967年寫給「中央文革」一封上萬言的「翻案書」。這「書」是用臘紙刻的，工整娟秀，一筆一划，毫不馬虎，看得出主人的用心專注與希望。首頁的標題是——最高指示：「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着又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正文是：控訴！控訴！！控訴！！！李廖死黨及其黑爪牙，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張人均、羅蓀、何旭東對我進行政治陷害的罪行！副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我整整十年。
這裏所指的李、廖，就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走資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張人均、羅蓀、何旭東，均為成都市工商局長、人事科長、計量所長等大小黨政負責人。她見我看得認真，忽然竊笑起來說：你看我愚蠢不愚蠢，都這個時候了還相信他們。唉，「右派」的悲劇就是愚蠢，直到今天可能還有這樣的人？找他們「平反」，找他們訴冤屈，希望他們發善心，這可能嗎？其實我們「右派」反什麼黨？反什麼社會主義？不就說了幾句真話、實話而已，活活被整了幾十年。我比你好，還沒有進去，僅作為一般右派處理，降兩級工資留機關工作，但運動一來就是鬥爭的「活靶子」。1960年就摘掉「帽子」，但仍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又成了「改正右派」，反正我們此生與「右派」脫不了干係……
我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見解，說：誰能平？誰又能平？
她不以為然地點拔道：平也好，不平也好，人家才不在乎哩！反正手中有權力、有軍隊、有監獄、有警察。唉，「解放」快六十年了，我常說把他們做的事放在桌上評一評，從批俞平伯《紅樓夢》，到「抓胡鳳」，從「鎮反」到「土改」，從「三反」到「五反」，以及「高饒事件」、「反右鬥爭」、「反右傾運動」，到「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哪一件是做對了的？哪一件是做錯了的？我可以和他們任何一級的領導，或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人辯論，但條件是憲法要在黨的頭上。只要憲法在黨的頭上，我就是勝利者；如果憲法在黨的腳下，我只能認輸。這個「黨大」還是「法大」的根本問題不解決，有什麼值得說的？她的話平平和和，毫無個人激憤情感，只有大徹大悟的人才能如此深邃透明，深感自愧弗如。我放下手中那一疊發黃的材料，關切地問：這幾十年你是怎麼走出來的？
她悽然一笑，那笑的波紋使臉上皺摺更深更深，似乎每一條逝不去的皺摺都刻着「政治運動」留在人間的險惡。她沉靜了會兒，梳理出往事的思路，一字一句說：我沒有被打、被吊、被捆，但一直屈辱地生活。劃我「右派」時，我是個孕婦，每天離家上班，總擔心能不能回來？還有，只要共產黨一搞「運動」，我就是被打擊的對象。從1957年到1978年「改正」前，先後被批被鬥百次以上，從一個小姑娘鬥成一個老大姐，你說笑人不？好在鬥我的人私下對我特好，就是那些「積極分子」有時也送來一個關切的目光。再有我丈夫好，他雖是黨員，「組織」上多次動員和我離婚，可他一直堅守感情的底線，就是不離！要不那幾十年就悲慘……
社會還沒有死，公義還沒有死，民族還沒有死，人的良知還沒有死，要不誰挺得出來？一股秋風穿窗而過，沉悶的小屋頓覺清爽。她舒舒地吁口氣，是寬容還是寬恕，聽得她自個兒說：我信了上帝，上帝給了我很多很多的愛。女兒自幼聰明，讀書成續優秀，但上不了高中，初中畢業就去建築隊挖土石方，可一直堅持學英語，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第一個考上四川大學外語系，90年代初就和先生移民美國，總算能自由自在生活。
我為她慶幸，也為我們「57」罹難者慶幸，我們中不少人的兒女都是優秀的，不因父母所受災難而垂頭喪氣，正如我女兒說的：爸爸，你們一代太苦了，太不幸了！我去美國不是為了享受，是為了學會西方民主的普世價值觀，來改變我們這個封建專橫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