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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之初:文壇惡少、打手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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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學季刊》第1卷第4期上,還發表過一首《俺們的春天》:先走的便是俺們,半睡的,滑過了柏油路:像幾個屍首般沒有力氣。大家剛扔下破席棚,不住地打開記憶的窗,上面記着孩子蒼白的臉,和又要鼓肚的妻。也有昨夜的溫存,也有模糊的悲痛。還有年青的夥計們:「貓還叫春呢,咱們是活靈靈的人!」接着就是一陣評論:哪個女工漂亮,哪個才結了婚。

「文壇惡少」張春橋

張春橋這位「前進的作家」,曾幹過密探勾當,是頗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視眼鏡,原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濟南正誼中學校長徐伯噗事隔幾十年,仍記得當年的學生張春橋的形象。他作如下回憶:

1932年我當濟南正誼中學校長時,張春橋是我校五五級學生。他同我關係很好。當時,張在學生運動中,表面積極,暗中告密,是個兩面派人物,經常同復興社分子、學校訓育員黃僖棠、范貫三等接觸。

1933年,正誼中學有一次舉行周會時,有一部分學生散發傳單,鼓動罷課,要求抗日。這時張春橋曾向我密告我校領導學生運動的程鳴漢、鹿效會、鄭慶拙等學生的情況。我將這幾名學生的活動的表現,向偽教育廳作了報告。後來我以「煽動罷課、污辱師長」為藉口,將張春橋告密的幾個學生開除了,並將程鳴漢等人活動情況告訴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們嚴加懲處。不久,反動當局以共黨分子為名義,逮捕了程鳴漢,在審訊中嚴刑拷打,判處無期徒刑,死在獄中。

許多與張春橋共事過的人,對張春橋的評價只有一個字「陰!」16歲的張春橋,就已經夠陰的了!

1934年夏,17歲的張春橋從正誼中學畢業之後,禿筆一支,混跡於濟南文壇。他自命為「前進的作家」,口氣卻不小,腦袋剛剛伸出蛋殼,就已目空一切。這時,他已對施蟄存、老舍、臧克家發動進攻了。

看看這位17歲「作家」的口氣,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蟄存—「等到施蟄存底編輯下《現代》雜誌出版後,捧出來了個戴望舒。從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徵主義地在各處出現着:整個的詩壇是他們底領域,每個文藝雜誌底詩里是他們的夥伴。……也許施蟄存會擺出面孔說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憐,中國底讀者有幾個懂的呢?」

他罵起了老舍—「《民國日報》出副刊,老舍寫發刊詞,更十足表現其無聊,日前友人訪於其家,談話之間頗露出昏頭昏腦來,因為他是沒有個性的,有也只是糊塗,他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所以對於軍人或政治人員演講也頗得歡迎。」

他斥責了臧克家,還捎帶着批評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冊詩集而成名的青春詩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經算是頗為沉默了……臧克家並沒有能夠完成時代課於他的任務,在《烙印》沒有結集以前他也的確曾經寫過許多不好的詩,所謂不好的詩,便是說他也曾吟酒弄月過的……假如說他現在正寫作長篇的史詩,我們也不感到可喜,現階段,『天災人禍』下的我們,對於自身的感受不說,而借古代的事情來寫作,這無疑是故意拋開現實而去尋求過去,用過去來表現現在。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確。郭沫若是一個時常這樣作的。他的作品裏裝滿了作者的熱情,借古屈原、聶瑩等來表現他的思想。表現是表現了,卻並不能使人多麼感動。對於克家我們也是這般想。我們只希望克家對於自己看重些。」

小小張春橋,真乃一隻文壇刺蝟。兩年之後,他斗膽攻擊魯迅,其實不足為怪。這個「狄克」之狂,初入文壇,就充分顯示出來了,十足的「文壇惡少」!

1934年11月29日《中華日報》副刊編者在發表張春橋的《關於臧克家》一文時,同時發表了編者致張春橋的短函,規勸張春橋不要「開口罵人」。編者的信,寫得頗為巧妙,甚至可以說是在那篇《張春橋標點珍本記》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張春橋」:

春橋先生:

你的兩封信都收到,因為空函,不好意思寄給你,所以未復。大家都還年青,鍋里不碰見,碗裏也會碰見的,決不敢因為你隔得遠,就欺你。箇中情形,說來話長,也不便說,一句話,在不景氣的都市裏,很難因為招牌堂堂就獨景氣。我自己也寫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過因為在編這點不成器的東西,不敢開口罵人耳。

編者拐彎抹角地奉勸這隻刺蝟,不要刺人。可是,張春橋怎麼聽得進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個「狂妄大隊」嗎?倘若追根溯源的話,那「老祖宗」便是張春橋。

華蒂社的中堅

張春橋此人,在小小年紀的時候,便有一番不凡的來歷。

張春橋乃山東巨野人氏,生於1917年。家住巨野縣城城隍廟前街張宅—那是張家祖輩留下的22間房子。

張春橋的曾祖父叫張在文,祖父叫張協中,父親叫張開益,都跟縣衙門有點瓜葛:張在文是巨野縣衙狀班「老總」,後來任徵收田賦的「八櫃櫃書」;張協中襲任了「八櫃櫃書」。從清朝進入民國之後,他任國民黨政府巨野縣政府錢糧徵收處主任。後來,又當過日偽維持會主任,於1948年病死。

張開益,字晉青,生於1899年,畢業於山東省立醫專,曾任山東高唐縣郵政局長,國民黨第二十八師少校軍醫、河南省煙酒統機支局主任、山東省會公安局棲流所長。日偽時期任濟南警察局衛生科庶務主任、山東保安三團軍醫主任。日本投降後,任國民黨濟南市政府戒煙院院長、濟南市衛生處處長。解放後在濟南市公安醫院工作。自1953年起,因患高血壓,病休,到上海住在張春橋家。

張家有土地八十五畝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張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1955年,張開益還收房租。

在張春橋的筆下,他的父親卻成了這樣的形象:

父:小職員。(張春橋1939年填寫人員登記表)

我的父親,在二十幾歲時考上了郵務員,當了三等郵政局長。他是一個一生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張春橋1944年寫的反省自傳)

父親一代是醫生,近二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日偽—國民黨機關作醫生。(張春橋1952年填寫黨員登記表)

本來,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這是自己所無法選擇的。在填表的時候,如實地寫,也就可以了。張春橋卻不,像變戲法似的,他不時變動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剛到延安填表時,在出身欄中,我寫了中農。應填城市小資產階級。(張春橋1944年寫的反省自傳)

家庭經濟情況,如同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樣,靠薪金維持。(張春橋1952年填的黨員登記表)

家庭出身:自由職業者。(張春橋1973年填寫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冊)

張春橋的小名叫善寶,為張家長子。他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母親叫宋蕙卿。弟弟們都叫「張×橋」,依次為張秋橋、張鐵橋、張濟橋、張月橋。妹妹叫張佩瑛,死於1974年3月30日,當時為上海某醫學院機關黨支部書記。宋蕙卿生於1896年。1977年,她得悉兒子張春橋身陷囹圄,在絕望之中,於4月1日自殺於上海。

關於張家當年的生活狀況,我在關於張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見到某人在1958年8月1日所寫的關於張佩瑛家的材料。當時,張春橋尚未顯赫。這份關於張佩瑛的材料,寫得相當真實:

張佩瑛家裏很有錢,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搞衛生方面的,是一個處長。她家有自備的洋車。張佩瑛有時就用洋車上下班。因為我的家到辦公地方去,要經過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傭人。

張佩瑛長得很漂亮,家中有錢,所以她當時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絲襪、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為玻璃小姐……

另一個人在1957年4月15日寫的材料,這樣談及解放前的張佩瑛:

我們在一個科工作。當時對此人的看法是,非常愛出風頭,大家公認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風很成問題,成天愛打扮,似個交際花,素日常與有錢有勢之流接近。究竟哪一個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難使人知道,因為見誰也能談情說愛,一塊下飯館、看電影。據她自己在閒談中講,在空軍俱樂部跳過舞,跳得腿酸。……在馬路碰到時,很少是自己,身旁總有另一異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說是「張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當年的張春橋,也是個交際廣泛、四處活動的人物。小小年紀,已經參與了種種政治活動。

1931年,14歲的張春橋隨父親來到濟南。翌年,入濟南正誼中學(今濟南市第十七中學)。

1933年,年僅16歲的張春橋,就已經非同凡響,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還可從1934年上海《文學》月刊7月號所登《濟南》消息中,查到16歲時張春橋的「足跡」:

華蒂社:成立於1933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蜂、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的人。

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刊、一個月刊。

這裏提到的馬蜂,亦即馬吉峰。1934年天津的《當代文學》第1卷第5期所載《濟南通訊》,署名露石,內中寫道:

從前有很久歷史的「華蒂社」,曾一度興盛過,曾出過三期的月刊,社員有五六十人。

馬吉峰、張春橋等,他們在從前都是華蒂社的中堅。

關於這個華蒂社,其首領李樹慈在1976年11月13日曾作過如下交待:

我是1933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志會」的,後改為復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復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我是「華蒂社」的負責人,也是刊物的主編。開始,在國民黨報紙《歷下新聞》副刊上出版《華蒂》周刊,後由黃僖棠向復興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貼,編印出版單行本《華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復興社經營的午夜書店印刷、發行。《華蒂》周刊出版後,黃僖棠就叫我寫一份「華蒂社」社員名單交給他,以便上報復興社南京總部。名單中有張春橋、馬吉峰等十餘人……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章參加「華蒂社」。……

16歲的張春橋舞文弄墨,在《華蒂》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銀鈴》(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於在1929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也叫《銀鈴》)。在第二集《華蒂》月刊上,發表了小說《秋》。

可以說,張春橋很早就顯露了他的特點:在政治和文學的雙重軌道上運行。

眼高手低的「前進的作家」

征東討西,挑三剔四,張春橋對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麼,他自己在寫些什麼樣的作品呢?

張春橋仿佛最偏愛詩。他的攻擊的火力,常常集中於詩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連徐遲、楊騷、李金髮,都在1934年挨過張春橋的棍子。

張春橋也寫詩。且看張春橋的詩,是些什麼樣的貨色?

1934年7月6日《新詩歌》第2卷第2期上,有一首張春橋的大作,題為《失業的人》,全詩如下;

「娘,娘,別哭啦,你還能哭回爹爹嗎?」「那麼以後怎麼過:一家幾口喊着餓!」「我的年紀雖然小,還混不夠吃的:就憑我這條硬胳膊!」「多少出去的男子漢,怎麼都是餓回來?」「哭也哭不飽啊,還是叫妹妹去拾麥,弟弟叫他去做活,我到外面補個名,怎不撐上幾個月?」「說得都比辦得好,你爹死後你怎者:到這家來不收留,到那家來嫌人稠,張家小五也回來啦,你再出去誰肯收?再說南北成天開戰爭,老娘怎肯放你走?」「娘,娘,不要緊,我能找到些金銀,家裏不是還有槍?今天晚上就入伙:殺的殺,砍的砍,到處都是咱的飯!」

難道這才是詩?這才是張春橋所鼓吹的「大眾的,社會的,有着力」的詩?

張春橋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學季刊》第1卷第4期上,還發表過一首《俺們的春天》。在這位「詩人」筆下的工人,竟是這樣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們,半睡的,滑過了柏油路:像幾個屍首般沒有力氣。大家剛扔下破席棚,不住地打開記憶的窗,上面記着孩子蒼白的臉,和又要鼓肚的妻。也有昨夜的溫存,也有模糊的悲痛。還有年青的夥計們:「貓還叫春呢,咱們是活靈靈的人!」接着就是一陣評論:哪個女工漂亮,哪個才結了婚。

他以為,寫上了「俺們」、「咱們」,就算是「大眾的」;他以為,寫上了「殺的殺,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動鬥爭的熱情」;他以為,寫上了「貓還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語言」……

這位「前進的作家」,什麼都要寫—只要能夠用鉛字印出來就行。

他寫了「關於相聲的歷史及其發展」的《相聲》一文,發表在1934年8月2日《中華日報》,胡謅什麼:「小市民層需要麻醉,大眾得不到適宜的娛樂的現階段,誰說相聲不能夠存在呢?」

他對「漢字拉丁化」,也要說上幾句,寫了《關於拉丁中文》一文,發表於1934年9月15日《中華日報》。明明聲稱自己「既不知道言語學底高深理論(淺的也知道得極微),又沒有多量的時間來研究」,卻要插一腳,寫篇文章。

這時候的張春橋,也曾去學過戲劇。

那是戲劇教育家閻哲吾先生來到濟南,擔任山東民眾教育館推广部指導員,開辦了戲劇訓練班。

當時,張春橋進入這個訓練班,開始學習戲劇。只是張春橋後來並沒有從事戲劇藝術。

班上有一位同學叫陶金,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電影演員。陶金在1947年和白楊、舒繡文、上官雲珠主演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又與白楊主演《八千里路雲和月》,名震全國。

前些年,香港出版了陶令昌、金義著《陶金──舞台銀幕五十秋》一書,內中引述閻哲吾先生的話:「我有兩個學生,一個是陶金,一個是張春橋。」

這本書披露了張春橋曾師事閻哲吾學習戲劇,是陶金的同學,使讀者頗感驚奇[118]。

1935年3月,當著名劇作家熊佛西來到濟南,當地的話劇界在貢院牆根山東省立民教館的圖書館裏舉行茶話會,表示歡迎。張春橋也去參加,拿出本子起勁地記,揮就一篇《濟南話劇界歡迎熊佛西先生記》,於1935年3月24、31日,分兩次發表於南京的《中央日報》戲劇副刊。

張春橋還在關於濟南文藝界的報道中,不斷提到他自己。

1934年7月26日的《中華日報》上,張春橋寫的《濟南文藝界簡報》,這樣談及他自己「現在有人像孫任生、蕭寄語、張春橋、黎曼、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狀況,或有希望。」

該報8月7日,又載了張春橋的《濟南底報紙副刊一覽》,其中表揚了他自己:「《國民日報》副刊『燕語』,編者狄景襄、馬蜂、張春橋,內容—比較說還算好點的,有時也提出些問題來討論,為濟南文藝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歷史亦較久。」

那時候,張春橋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還容易查找。

17歲的張春橋,四處鑽營,已有着相當大的活動能量。難怪他日後成了中國文壇上一匹害群之馬,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陰謀家—他早就是個禍根,誠如江青把上海電影界鬧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過21歲;姚文元在上海成為批胡風的「英雄」,也只24歲。

《小晨報》出了張春橋的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馬路上,出現張春橋瘦削的身影。18歲的他,擔任上海雜誌公司的校對員,月薪30元。

當時的青年作家周楞伽,與張春橋相識。周楞伽這樣記述對張春橋的印象:

張春橋是王夢野介紹我認識的,他倆感情似乎很好,常常同出同進,張春橋那時只有十八九歲,不像後來削骨瓜臉,戴眼鏡,相反倒有點痴肥臃腫,他的名聲不好,代上海雜誌公司標點「國學珍本叢書」,自己看不懂,點了破句,反說原書有誤,被辭退出來,文藝界傳為笑談,因此我有點輕視他。張春橋性格比較陰沉,不大說話,但一旦開口,言辭十分激烈。[119]

周楞伽原名周劍簫,1911年生於江蘇宜興,比張春橋年長六歲。他當時出版了長篇小說《煉獄》,並主編《文學青年》雜誌。解放後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擔任編輯,1972年退休。

上海的四馬路(今福州路),是書店、出版社匯集之地,人稱「文化街」。1924年,11歲的姚蓬子從浙江諸暨來到四馬路,成為老闆張靜廬的光華書局裏的一名編輯,從此走上上海文壇。11年後—1935年5月,18歲的張春橋從山東濟南來到上海四馬路325號「上海雜誌股份無限公司」,充當一名校對員。真巧,這家公司的老闆竟然也是張靜廬!

張靜廬是一位頗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1924年,他第一回辦出版社,創立光華書局,招來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個風大浪高的所在。他時沉時浮,在荊棘叢中前進,幾度瀕臨破產的邊緣。到了1935年,書的銷路不暢,他辦起了上海雜誌公司,既發行上海各種雜誌,也自己印些刊物和書。他租下了四馬路上的「紅屋」—325號原世界書局發行所舊址,掛起上海雜誌公司招牌,招來了張春橋。不久,他從校對員成為助理編輯。

1935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氣。銷路尚可的只有三種:第一是教科書。學生要上學,上學要買教科書。教科書總是有銷路的。第二是把古書加以標點,翻印,叫作「標點書」。這類「標點書」銷路也不錯。第三便是雜誌。

張靜廬也印起「標點書」來了。從1935年9月起,他聘請阿英、施蟄存[120]主編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以每周出版一種的速度,開始印行。

阿英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書報展望》第1卷第3期上,寫了《雜談翻印古書》一文,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嘆:1935年過去了。若果有人問:「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現象是什麼?」那將誰也會回答,是「翻印古書」。把那些價值高昂,以及不經見的舊書重行排印,使窮困的學人能以少數的經濟,獲得許多在研究上必要的書,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此種事實,成為出版界的主要現象時,則無論如何解釋,總是一種反常的行為……

18歲的張春橋,不知天高地厚,不問問自己肚子裏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標點古書,想拿點「標點費」。

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報》發表了署名「豈以」的文章《張春橋標點珍本記》,可以說是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揭露了張春橋的不學無術。這是一篇迄今鮮為人知的文章,現全文轉錄於下,以饗讀者,從中可以清楚看出當年張春橋在上海灘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舊書走運,「珍本」出頭。

可恨「珍本」之類的東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標不點,未免要使今人多費一番手腳。在這裏,施蟄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筆好生意。

至於這篇文章的標題上的那位姓張的,也許諸君還不認識。事實上,他也的確不能算做什麼「作家」;不過,因為他曾經在《太白》之類的雜誌上發表過散文,而又做過一任上海雜誌公司的助理編輯,與所謂「作家」們略有交往,便也自命為作家,而且還自視為「前進的作家」了。—在文壇之邊上,這種「自得其樂」的人是很多的,對於張春橋,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話來了!不知怎麼一來,這位自命「前進的作家」的張春橋也居然標點起舊書來,在上海雜誌公司的珍本叢書項下也當了一名標點員:他所擔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詩話》和五本《金瓶梅詞話》。

於是,張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寫速寫的方法「速標」起《柳亭詩話》來。可是,說也笑話,他對於中國的詩實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詩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還有四言以至長短句。而且,對於詩話的摘選詩句,有時不一定盡錄全章而常常僅提一聯或一句,他也不懂。於是,他當然有點感覺到困難。幸而,張先生畢竟是聰明的。他相信為詩總是詩,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為一絕即一定以八句為一律。假如違犯這個規條,那就決不是我張春橋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詩話》的古本印錯了。根據這個定例,他就把《柳亭詩話》裏的四言詩硬派作五言或七言來標點;而把詩話里所同時列舉的不同的詩篇里的詩句也硬用了引號(「」)而硬派作一首詩。—在這樣的方法之下,《柳亭詩話》總算標點成功了。

可是,問題是有的。當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長短句的古風詩而發現用五言也讀不通,用七言也點不夠的時候,他就斷定了《柳亭詩話》的原本是大錯誤了。於是,他就在原書上批了一個大大的「疑問符號」而附了一封信給張靜廬老闆說:「原書有誤,請注意。」當下,給主編的施蟄存看見,才發現了張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標點的原書(拿)來看,又覺察滿篇都給張先生點了「破句」而簡直無一是處了。於是,施先生笑而張老闆怒。三十大洋馬上送去,對他說,「你標點得實在太不成語,這三十元聊以酬過目之勞;以後則不敢請教了。」在這情形之下,張春橋飯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詞話》的標點生意也就被奪。

自然,張先生會光火起來的。他決不怪自己的錯誤,而以一種「前進的」姿態向張靜廬老闆和施蟄存先生開起火來,他寫了一封「義正辭嚴」的信給上海雜誌公司,大意是說,「標點古書,實系市儈行為,欺騙讀者,貽害大眾,尤非淺鮮,且該項珍本乃由施某編輯,更令人不齒,早知如此,我亦不願加入矣……」云云。

張老闆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卻幽默地說道:「原來標點得不錯,那麼『欺騙讀者』和『貽害大眾』之罪或者還可以減少一些。如果像張春橋那樣的亂標亂點,那才十足的『欺騙讀者』『貽害大眾』了呢!」

可是,張靜廬的損失畢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標點過,已經煞費力量了,(因為事先不察,已經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詩話》印出的時候,張老闆又發現張春橋的亂標誤點的遺蹟還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國聞周報》一刀;而且對於讀者,畢竟也非常抱憾呢。(聽說,現在這部《柳亭詩話》下集已由施蟄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轍也。)

這篇《張春橋標點珍本記》,把「前進的作家」張春橋的淺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畫得淋漓盡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張春橋」的歷史的話,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18歲的張春橋一無權二無勢,不然,他必定會置炮手「豈以」於死地而後快。

張春橋標點的古書,如同張靜廬所言:「變成城樓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為此,《國聞周報》曾發表文章,批評上海雜誌公司亂標古書。「豈以」這才在《小晨報》上發表文章,拆穿內幕:責任不在張靜廬、施蟄存、阿英身上,乃是張春橋在「歪批三國」!

崔萬秋其人

上海雜誌公司是上海文壇的窗口,上海各雜誌的匯聚之處。校對之餘,張春橋投稿於上海各報紙雜誌。

1935年6月6日,張春橋來上海還不到一個月,《大晚報》就登出署名「張春橋」的《行之端》一文。

1935年7月18日,《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張春橋的《土槍射手》一文,回憶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緊接着,1935年8月15日,《大晚報》副刊「火炬」,刊出張春橋的《我控訴》,文末署明的寫作日期,為「7月21日午」……

此後,攻擊魯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發生在《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上。

欲寫清楚狄克公案的來龍去脈,不可不寫一寫這一公案的幕後導演—《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主編崔萬秋。指使狄克在《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上向魯迅射來冷箭的,便是崔萬秋其人。

《大晚報》是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創刊的,創辦人為張竹平。起初,它仰仗國民黨政學系的津貼來維持。到了1934年,改換門庭,拜倒在國民黨政府的「財神爺」孔祥熙腳下。崔萬秋坐鎮副刊「火炬」,主持筆政。

……

主編着《大晚報》的「火炬」副刊,崔萬秋是名副其實的編輯;發表着散文和小說,崔萬秋是貨真價實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當時鮮為人知。

崔萬秋的真實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後,我公安人員從國民黨保密局(原軍統局)遺留的檔案中,查出「情報人員登記卡」。在寫着「崔萬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標明:「上海站情報員」!

這便是他的軍統特務的鐵證。

對此,曾任國民黨軍統局本部處長的沈醉,後來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沈醉對崔萬秋的真面目,曾於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說明;

我於1932年冬參加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後,便在特務處上海特區當交通聯絡員,崔萬秋當時已參加了特務處,是特務處上海特區領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區有十多名直屬通訊員,由區長直接領導,由交通聯絡員聯繫。我每月送薪金給他,並取回幾次情報。他的情報相當多,還經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我曾問過他,這麼多錢用得完嗎?他說還不夠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貼一些進去,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我擔任上海特區交通員兩年左右的時間中,都由我約崔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於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見面,1933年冬天,特務頭子戴笠還叫我約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崔萬秋當時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火炬」上連載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動的長篇小說《三根紅線》。我曾問他,為什麼刊載這種小說?他笑着說,不刊載這些,怎麼能表現我傾向「進步」呢?崔萬秋告訴我,他對副刊文章的選擇很認真,他約了不少的所謂志同道合的人給他寫稿和辦專欄,對一般不相識的人來稿,如無特別能引起讀者興趣的東西,是不採用的。

憑藉着復興社之橋,「華蒂社中堅」張春橋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萬秋的懷抱。

崔萬秋是從張若谷手中接任《大晚報》的「火炬」副刊的。張若谷的前車之鑑,使崔萬秋倍加小心。

1933年6月17日,《大晚報》的「火炬」副刊曾發表署名柳絲的《新儒林外史》,為楊村人大鳴不平,斥責魯迅對楊村人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明」的「亂砍亂殺」。「柳絲」何人?楊村人的化名!魯迅寫了《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鋒芒直刺楊村人,順便也給張若谷帶了一筆。因為楊村人在《文化列車》雜誌1933年第3期上,發表了給魯迅的公開信:「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着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九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

魯迅針鋒相對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麼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可憐,自詡為「小說作家」、「火炬」主筆的張若谷,竟然連挨魯迅之「噓」,還不夠資格!

崔萬秋自知比張若谷還不如。他對魯迅筆鋒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張若谷的覆轍。

然而,魯迅雄踞上海文壇,高舉左聯大旗,卻又是崔萬秋的眼中釘。

崔萬秋想找個打手,哦,張春橋來了,正是求之不得……

狄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

自然,崔萬秋深知,對魯迅正面強攻,說不定會掀翻《大晚報》上的「火炬」。

比較妥切的辦法,是打拐彎球:批田軍,批《八月的鄉村》。田軍是魯迅扶植的,《八月的鄉村》是魯迅作序的。批田軍、批《八月的鄉村》,當然也就是批魯迅—卻不是直接展開筆戰。

張春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他,當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張春橋化名「水晶」,在上海雜誌公司所辦的《書報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2月10日出版)上發表。這是張春橋射出的第一支冷箭:

八月的鄉村

水晶

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書,我現在公開地來談它,不也大可不必麼?我想,純粹的讀書人的立場客觀地來說幾句讀後感,先生原諒嗎?

《八月的鄉村》告我們的有些人在過着荒淫與無恥的糜爛生活,另一方面卻正在做着莊嚴的工作。

可是我認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陳柱底個性不大顯明,二是蕭隊長那末的一個沒落的知識分子刻畫得不夠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軍蹂躪後,竟能夠馬上執槍從眾,尤其是一個聰明的朝鮮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傷口、教唱歌,給大家講種種有意識的言論,事實,卻會因為蕭同志(也許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說她們不會轉變(到底是沒落的知識分子),我說的只是毫無線索地突然轉變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創作經驗》裏說:

「例如昨天某人還是一個懶傢伙,但今日已變成一個突擊隊員了。藝術家的任務,就在表明,這個人怎樣由落後轉而加入突擊隊。為什麼要這樣呢?」

本書的作者就犯了這末的一個毛病—「把主人公內在閱歷表現得很薄弱」,「很少觀察人們的改造過程是怎樣進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還在寫,寫,寫—」的時候,能夠謙虛地參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創作經驗》一文。

張春橋擺出一副「小說專家」的架勢,頤指氣使的派頭,在那裏指點田軍,把《八月的鄉村》說得一塌糊塗。

不過,《書報展望》只是上海雜誌公司為了推銷書報所印行的雜誌,印數不大,在社會上的影響有限。所以,水晶的這支冷箭,尚未引起魯迅的注意。

在崔萬秋的策動下,張春橋再狠射一箭:1936年3月15日—星期日,《大晚報》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壇」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閃閃的文章,題目《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誰?署名「狄克」。

雖說中國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卻是取義於英文「Dictator」—獨裁者的字頭「Dic」,足見他對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開頭,便引述了一段「語錄」:「自我批判之於我們,猶如空氣、水一樣的需要—約瑟夫。」

「約瑟夫」何許人?斯大林也。這個「狄克」一上陣,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卻嚇唬別人」。

好在文章不長,況且今日的讀者很難見到半個世紀前的《大晚報》,故全文照錄於下,也可以讓讀者諸君領略一下當年的狄克筆法:

我們需要批評家、理論家來幫助讀者、作者。過去由於批評家底態度不好,作家們就喊着什麼「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評家們對立起來了,以致於作家和批評家當中隔離得很遠:作者不管批評家底意見如何,批評家也不問作者底反響如何。這現象在去年還存在着,不過已經好了些。作家已經開始接受批評了。但是我們底批評家還是沒有能夠英勇地執行他底任務!

我不抹殺去年努力的結果。批判了蘇汶底理論,建立了國防大學底路線。但是,對於自我批判作的不夠,甚至就沒有作,也是沒法否認的事。

《雷雨》從發表到現在一年多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發表也快三四個月了,我們見到一個較詳細的批評嗎?《雷雨》在國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也得到很多讀者了,難道我們底批評家還沒有得到閱讀的機會?不會吧?或者是滿意了那些作品嗎?也未必吧!或者說:為了要鼓動作者,對於他嚴厲的批評,是不合適的。或者說:等些時自然有人寫的,然而,這是多麼錯誤的事!

是的,對於那些貢獻給文壇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們應當加以鼓勵,應當加以慰勉,然而,一個進步的文學者,是絕對的不會反對正確地給他些意見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勵,只是慰勉,而忘記了執行批評,那就無異是把一個良好的作者送進墳墓里去,我不必舉遠例,頭些時候青年詩人×××底詩集出版以後獲得讚美,大家忘了批評他,如何呢?他沒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單行本序文,又顯出一種非常不好的態度:他不高興別人給他底意見。他已經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發表以後,就得到正確的批評,那是不會有這種現象的。

《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內容上沒有問題了嗎?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麼沒有人指出呢?

將這部作品批判以後至少有下面的幾點好處:

①田軍可以將《八月的鄉村》改寫或用寫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寫或預備寫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訓,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③讀者得到正確的指針,而得到良好的結果。

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預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批評家!為了讀者為了作者請你們多寫點文章吧!多教養作者吧!許許多多的人們在等待着你們底批判!不要以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就不批評!我們要建立國防文學,首先要建立更為強健的批評!我們要結成聯合陣線,首先要建立強健的批評!更為了使作家健康,要時時刻刻的執行自我批評!

唉,狄克19歲時寫的文章,以「語錄」開頭,以許許多多帶驚嘆號的口號結束,後來「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與他如出一轍!

周楞伽曾這麼回憶張春橋寫作《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一文時的情形:

3月初的一天午後,昭儉和我正在看書,王夢野和張春橋走了進來,桌上正好放着田軍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於是我們便以東北作家為話題談開了。我說除了李輝英的文字表達力較差外,其他幾個作家都寫得很好,尤以《八月的鄉村》最為出色,所以很暢銷。

張春橋一面孔妒忌地搖搖頭說:「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實。」我說何處不真實,他就翻開一頁來給我看,是寫人民革命軍攻克一個村莊的情況,說:「這就寫得不真實。」

我說:「你沒有這種生活經驗,怎麼知道他寫得不真實,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譬如我們都稱東北義勇軍,他這裏卻寫作人民革命軍。他從東北來,必有根據,你能說不真實?」

這時王夢野插進來說:「田軍就是不該早早從東北回來,要不然可以寫得更好一點。」

我這才明白為什麼王夢野寫了那麼多的文藝批評,卻沒有一字推薦《八月的鄉村》,原來他是不欲成人之美。

這場談話就此結束,想不到張春橋就根據這場談話寫出了那篇《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文章,用狄克的筆名發表在《大晚報》副刊「火炬·星期文壇」上。

泄露狄克底細的是張春橋自己

狄克之謎,本來唯有張春橋知,崔萬秋知。崔萬秋自然守口如瓶,不會泄露天機。萬萬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細的,竟是張春橋自己!

1936年3月15日,狄克在《大晚報》上向魯迅放了一炮之後,魯迅當即「拜讀」了狄克的「大作」。魯迅橫眉冷對狄克,於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魯迅把文章交給了設在新鍾書店裏的《夜鶯》月刊編輯部。《夜鶯》編輯當即把魯迅的這一討狄檄文,排入5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上。

《夜鶯》月刊是委託上海雜誌公司發行的。按照上海雜誌公司的規定,委託發行的雜誌在印出樣本(清樣)之後,應該馬上送一份給該公司,以便老闆了解內容,預估銷路。

老闆看畢,讓人把樣本送還《夜鶯》編輯部。

送樣本者何人?張春橋也。

《夜鶯》編輯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樣本,忽然發現印着魯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頁已被撕去。

「誰撕的?」編輯問。

「我!」張春橋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為什麼要撕掉魯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來仔細看看。」

「為什麼要仔細看看?」

「魯迅在罵我!」從張春橋嘴裏,終於蹦出了這句至關重要的話。

「這麼說,你就是狄克?」編輯用驚訝的目光,注視着面前這個瘦骨伶仃、戴着圓形近視眼鏡、山東口音的青年。

張春橋猛然間意識到自己在激動的時候說走了嘴,泄露了天機。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麼樣呢?」

一扭頭,他氣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於是,《夜鶯》編輯部知道了狄克之謎。

於是,魯迅知道了狄克是誰。

於是,魏金枝、於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以上魏金枝先生的回憶,是關於狄克的秘密的一種說法。

周楞伽先生的回憶,則又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當時的情況。儘管周楞伽的回憶,在有的細節上與魏金枝先生的回憶不盡相同,但是周楞伽所說,周昭儉曾向魯迅反映過張春橋的言行,使魯迅對這一「文壇小卒」有所了解,這一點卻是十分重要的。

有一天,我去四馬路文化街,順道進同安里看一下,見這新鍾書局只租了一間前樓,完全是個皮包書店,可是卻意外地在裏面遇見了張春橋,原來他和莊啟東很熟。聽說新鍾書局要出《二十六史》,來鑽莊啟東的門路,要求交一部分給他圈點斷句,撈一筆生活費。莊因他苦苦央求,只好對新鍾書局經理盧春生說了不少好話,把《晉書》一部分交他圈點,於是他便成了新鐘的座上客。

4月的一天早上,我把過去發表在報刊上的小說編成兩個集子,一本交北新書局,一本送到新鍾書局,定名為《田園集》,路上遇到方之中,我問他去何處?他說去新鍾。我十分詫異:「怎麼你也和新鍾打交道?」原來新鍾代新國民奎紀印刷所拉生意,承印書刊,從中賺取回佣。方之中是把《夜鶯》的稿子托他們去承印,於是我倆結伴而行。

到了新鍾,方之中從皮包里拿出《夜鶯》第三期的稿子來,攤在台上。我見第一篇就是魯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覺好奇心動,仗着和方之中是朋友,不會見怪,便趁他和盧春生接洽業務的機會,先拿過來看。原來正是斥責張春橋的檄文,剝繭抽絲,層層痛斥,筆鋒犀利之極。頓時我想到張春橋和王夢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儉向魯迅作了反映。魯迅對他們是有所了解的,否則魯迅怎麼會在病中對這麼一個文壇小卒狄克奮然作文反擊呢?

王夢野對《三月的租界》中所說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一語確實大傷感情,說:「這老頭子瘋了,到處放流彈!」同時氣得咯血了。

當我在看的時候,莊啟東也湊過來看,我就把《田園集》原稿交給他,開始洽談起來。

此時,張春橋施施然從外面進來,我忍不住說:「魯迅批評你了!」張春橋嚇了一跳,忙問:「在哪裏?」我說:「在《夜鶯》第三期。」張春橋望望屋裏的人,露出想要看又不敢啟齒的神情。後來還是我和李雄商量把稿子拿了過來,我怕翻亂稿子,只抽出其中兩篇魯迅的文章。我談《寫於深夜裏》,張談《三月的租界》,無意中我偷看了一下張春橋,只見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臉,天不熱,不知哪來這麼多的汗,臉上的神氣十分尷尬狼狽,他見我看他,便漲紅了臉又強作不在乎地自我解嘲道:「魯迅先生誤會了,我要去信解釋一下。」

後來他果然給魯迅去了信……

周楞伽作為當事人,在這裏把「張春橋—新鍾書局—《夜鶯》第三期──魯迅的《三月的租界》」之間的複雜關係,說清楚了。

「狄克即張春橋」,這消息像長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藝界暗暗傳開,傳入了《辛報》編輯姚蘇鳳耳中。

姚蘇鳳是蘇州人,曾是鴛鴦蝴蝶派文人,當時《晨報》的「每日電影」主編,後來日漸進步。

姚蘇鳳是一個筆頭很快的人。此後,上海灘出現一本《魯迅先生軼事》,透露了「狄克即張春橋」這一秘密。這白紙黑字,成為後人查證「狄克」為何許人的重要依據。

《魯迅先生軼事》一書,只署「編纂千秋出版社編輯部」,未標作者姓名。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見經傳,在上海圖書館浩如煙海的藏書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書僅此一點而已。版權頁上印着社址位於上海卡德路(今石門二路)某弄堂內。

從書的內容來看,大都摘編自當時《辛報》上的一些文章,表明跟姚蘇鳳關係密切。這本書是唯一透露狄克之事的書,成為三十多年後上海掀起的「炮打張春橋」的重磅炮彈。

這本書出版於1937年2月,而這年9月張春橋離滬去濟南。當年的張春橋是否看到過這本書,就不得而知了。

且說張春橋撕下《夜鶯》樣本上魯迅的文章,固然是為了「先睹為快」—他萬萬想不到,魯迅先生會這麼快地對他還擊,寫得這般尖銳。更重要的是,他急急地朝《大晚報》編輯部趕去,把撕下的那頁交給了崔萬秋。

魯迅再駁狄克

崔萬秋從張春橋手中,拿過那從《夜鶯》樣本中撕下的《三月的租界》。他的臉上並沒有露出驚訝的神色,倒顯得有點得意。他預料到魯迅會予以反擊的。果真,魯迅的文章,力透紙背,鞭辟入裏:「至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卻實行着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

不錯,狄克的文章正是要「抹殺《八月的鄉村》」,進而抹殺魯迅。

崔萬秋看罷《三月的租界》,和張春橋細細計議,決定由狄克出面給魯迅寫信,再攻魯迅。

魯迅辦事細緻,看出狄克的信頗有來歷,不作復,卻把信留存起來。迄今,這封信的原件,仍收存於魯迅博物館。一看原件便可一清二楚,一手張春橋筆跡!只是信末的「狄克」兩字寫得過分端正,顯得很不自然,看得出是化名—因為人們簽署自己的真名時是非常流暢、自然的。

現將狄克的手稿,全文照錄於下—

敬愛的先生:

頭幾天,偶然地到新鍾書店去,看到《夜鶯》第三期的稿件,裏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關於我的。這使我心裏不安好幾天了;經過幾天的思索,我才寫這封信給先生。

關於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寫它,是由於當時讀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對於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評的不夠,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我希望我們底批評家多做一點工作,對於讀者作者都有益的。

固然在這連投槍也很少見的現在,對於《八月的鄉村》這樣的作品,是應當給以最高的評價的。然而,敬愛的先生,我們是不是有了投槍就不去製造坦克車呢?就是不製造坦克車的話,在投槍擲出以後我們是不是要經過大家底研究和改進呢?如果說要的話,我底意見便在這裏。我希望這投槍更加尖銳、雄壯,絕沒有想把它折斷。對于田軍,像對於每個進步的作家一樣,我是具着愛護心的。寫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於太熱愛了些—以致有些話說得過火。

但是,先生,對於「田軍不該早回來」這句話我並不是盲從,是有理由的,現在卻不必說了,因為他和蕭紅已經回來了,從那血腥的世界跑到這個血腥的世界裏來了,而又獻給了人們《八月的鄉村》這部書,我還說什麼呢?說出來,只能使我們當中有了誤會和隔膜。—我認為現在還沒有什麼誤會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說的話,似乎就是這些。總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夠明了我底原意,雖然《三月的租界》這題目很傷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說什麼了。只希望先生能夠給我一個信,使我安安心。

同時,我還有意見告訴田軍,也想在下次信里說。

信,請寄《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轉我吧!

祝福你底健康!

狄克

信末沒有寫年月日。不過,從1936年4月28日魯迅日記中查到「午後得周昭儉信,得狄克信」。因此,狄克寄出此信當在4月26日或27日。

《夜鶯》三期的出版日期為5月10日。狄克早在4月26日左右便看過了《夜鶯》樣本,還進到編輯室,出版《夜鶯》的新鍾書店看過了魯迅《三月的租界》的手稿,足見此人絕非等閒之輩,神通頗為廣大。

狄克把自己打扮得多麼可愛:他對《八月的鄉村》的批判,只不過「是由於太熱愛了些—以致有些話說得過火」!

末了留言「信,請寄《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轉我吧」,倒是和盤托出這個狄克跟崔萬秋的親密關係。

儘管狄克非常「希望先生能夠給我一個信」,魯迅知道此人的來歷和背景,不予覆信,卻又著文撻伐之:4月28日魯迅「得狄克信」,30日便寫《〈出關〉的「關」》一文,再一次批駁了「狄克」。

當時,魯迅正在病中,「驟患氣喘,我以為要死」,體重劇降至37公斤。半年之後,魯迅沉疴不起而永辭人世。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把拔在這裏」,其中的兩支便是張春橋射來的。

5月4日,魯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又一次提及了狄克:「4月11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閒氣之類,有增無減,不遑安息,不遑看書,弄得信也沒工夫寫。病總算是好了,但總是沒氣力,或者氣力不夠應付雜事;記性也壞起來。英雄們卻不絕的來打擊。近日這裏在開作家協會,喊國防文學,我鑑於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卻認此為破壞國家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佈我的罪狀。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了,不做倒無罪。然而中國究竟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來已作二文反擊,他們是空殼,大約不久就要銷聲匿跡的:這一流人,先前已經出了不少……」

魯迅所說的「作二文反擊」,這「二文」便是《三月的租界》和《〈出關〉的「關」》。可見,魯迅對於「不絕的來打擊」的「狄克」「這一流人」,是何等的憤慨和輕蔑。

5月19日,魯迅收到某人於18日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再一次提及張春橋。信中說:「為了加強文藝家協會的影響和作用,還是很希望先生參加,而且負起領導的責任。為了使先生知道我們的願望,我又提議由文學青年社負責聯絡青年文藝社和上海青年文藝界救國聯合會,共同簽名寫一個信給先生。當然大家都是贊成的,於是當場推定王夢野和張春橋等負責辦理這件事情。……」

5月25日,魯迅在致一個名叫時玳的文學青年的信中,談及了「文藝家協會」之事:「作家協會已改名文藝家協會,發起人有種種。……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把拔在這裏,現在生病,俟愈後,重把它發表出來,給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在他所編的刊物上說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別一起人卻在勸我入會:他們以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誰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觸接觸,就會明白的更多。……」

5月23日,魯迅在另一封信中則說:「上海的所謂『文學家』,真是不成樣子,只會玩小花樣,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紅皮白心的張春橋

一張時間表:

1936年4月16日,魯迅作《三月的租界》。

1936年4月30日,魯迅作《〈出關〉的「關」》。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中國文壇主帥倒下。

哀音不絕。左翼作家們痛悼魯迅的離逝,痛斥在魯迅重病中「不絕的來打擊」的「狄克」之流。

人們常常驚訝於魔術師的化身術,演員的變臉術,豈料19歲的張春橋便已諳熟化身術與變臉術,在魯迅辭世之後,作了「精彩」表演。

此時此刻,張春橋居然也擠出了鱷魚的眼淚,趕緊把自己化裝成「魯迅的學生」。這個文壇無賴,竟也寫起悼念文章來了。

主意是崔萬秋出的。發表的場所,自然又是《大晚報》上那「火炬」副刊。發表張春橋「痛挽」魯迅的文章,既為狄克洗刷,也為「火炬」添點「革命」的色彩。

那是在魯迅溘然而去後的第二十天—11月9日,《大晚報》上「火炬」耀目,赫然刊出了《魯迅先生斷片—我的悼念》,署名「春橋」。

這樣冠冕堂皇的文章也很值得一讀。因為從中可以看出,張春橋從唱白臉一下轉為唱紅臉時,功夫也很地道:

從萬國公墓回來,雖然兩隻腿已經很累了,精神並不感到疲倦。躺在床上,望着堆在屋角的書籍,「魯迅」那兩個字,發着光,而且站立起來了。那是一位巨人,他手裏握着一支筆,眼睛向前面注視着。他準備戰鬥。

我不能把死和這位巨人聯在一起!

他沒有死!

但是三天來的事實(此處「三天」指魯迅死後三天出殯,即十九日去世,二十二日安葬—引者注)卻告訴我們,他底肉已經不能再跳動了,血脈不能再流了,他安息在土地里了。

在殯儀館裏,替那些人纏黑紗或者領着他們往靈前致敬的時候,我一直被理性壓着:不要感傷,不要流淚,他沒有離開我們呵!

當夜色濃厚地壓在四周,靈堂里沉寂了的時候,夜來香散着沉重的壓得人不能呼吸的氣息。

我們腳步放得輕輕的,一點聲音也不得發出來,走向靈前,先生靜靜的躺在那裏,好像還在呼吸,不,好像少微休息一下身體,那倔強的頭髮,粗野地,像一根根投槍一樣長着,兩撇鬍鬚下面,嘴唇閉着,好像正思索一件事情要告訴我們。

他沒有離開我們呵!

為什麼送這些鮮花呢?為什麼送這些輓聯呢?

「失我良師」,「我們底朋友」,「魯迅老師精神不死」,「魯迅先生永遠存在大眾底心裏」。

我望着那些字,心裏的情緒,是說不出來的。

—為什麼要說他「精神不死」呀,先生底肉體不是還安靜地躺在那裏嗎?

從靈堂出來,水銀燈照得我們底臉發着慘白的顏色,草地上整齊的草,和邊上的樹,都像掛了霜一樣。

在燈光下漫步着,空氣涼起來了,我們才回家。

21日下午三點鐘,我們站在靈前,看着換了衣服,抬在棺里,我無論如何壓制不住情感了,我底頭埋在手裏,聽着四周哭泣的聲音,手絹濕了。

這裏,我發覺到並沒有蓋棺,和我們隔得不遠,只是一層透明的玻璃,先生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休息。

哭了,狄克哭了!寫得多麼虔誠,多麼感人。小小狄克,兩面派手法已經頗為到家了。難怪,他後來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對於這種化身之技,變臉之術,他早已頗為精通了。

稍過些日子,「春橋」又在1937年3月的《熱風》雜誌上,發表另一「紀念」魯迅的文章,名曰《速寫紅蘿蔔》。其實,他本身便是白心紅皮的紅蘿蔔,居然替別人「速寫」起來:

……本來,一位戰士死了,他底論敵,那些蒼蠅們,就嗡嗡地響起來了,圍繞在戰士底身邊,或者膽怯地從他身上飛過去,說:「他曾經有過錯呀!」並不足怪。而且,耳耶在《魯迅底錯誤》(發表在當時的《嚶鳴雜誌》—引者注)里已經說過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對於蒼蠅們,我們是認識的,他們底本領就是如此。最討厭的,卻是那些披着戰士的衣裳的蒼蠅們,他比較聰明,他會比較多樣的本領,他能夠按照當時的環境,「搖身一變」、化個名兒,發着各式各樣的嗡噔聲。……

這裏所說的「搖身一變」、「化個名兒」,不就是這位「春橋」夫子自道嗎?

最妙的是此文結尾一段,簡直寫得出神入化了:

我們作讀者的,只能緊緊地盯他們的梢,看看他們到底作什麼鬼把戲,不過,要記着,他們是最會變的,最最會化名的(林彪的習慣語「最最」,張春橋在20世紀30年代已「應用」了—引者注),那張蘿蔔皮兒有時披着有時剝下來的。我們記着這一點,什麼都好辦,把手裏的蒼蠅拍握好。把棍子拿結實,把從角落裏爬出來的,魯迅先生還沒有打死的落水狗、蒼蠅瞄準確。

記得神話里常常提到那些怪物都有一張「皮」,可以因為披與不披而變化無窮,我們就記着那張皮吧。

幸虧有人盯張春橋的梢,知道這個「最最會化名的」、用過「狄克」的化名,還曾化名何聞、子漁、李懷之、蒲西、安得、路賓、何澤、龍山、子執、吳松、齊索……

倘若那個狄克被滑走的話,那麼,留下來的只是那些署名「春橋」的堂而皇之的「戰鬥文章」,張春橋儼然就是「革命戰士」了。

難怪,在「炮打張春橋」浪潮中,揭穿了「張春橋=狄克」這一老底,張春橋怒髮衝冠了……

走筆至此,順便提一下,1987年12月19日香港《文匯報》曾在「舊聞新編」欄目內,發表《蕭軍怒打張春橋》一文。雖說內中情節是否準確尚有待查證,不過,寫得幽默風趣,倒是值得一錄:

魯迅先生逝世後,正在日本的蕭紅立刻趕回到上海。當天就和蕭軍到魯迅先生墓前拜祭。他們在墓前焚燒了先生生前傾注大量心血編輯的幾本刊物和蕭紅在東京為先生買的畫冊,寄託哀思。

這次祭掃,不知怎麼竟讓狄克得知,從而引起一場文壇武鬥。

這狄克乃張春橋化名,在當時的文藝界還算不得一個作家,曾放暗箭,攻擊《八月的鄉村》和魯迅先生,遭魯迅先生著文《三月的租界》痛而擊之。狄克外表斯文,卻是個無事生非之徒,他聽得二蕭拜墓焚書,便又在《大晚報》上攻擊二蕭是「魯門家將」、「魯迅的孝子賢孫」,「燒刊物是傳播迷信」等等。狄克當時以左翼自居,卻和敵人一鼻孔出氣。這使蕭軍很氣憤。

找到由國民黨出錢、雇狄克打着「左派」旗幟為他們說話的《大晚報》社址,衝進編輯室,對狄克和他的走卒馬吉峰說:「我沒功夫和你們拌嘴,我就是要揍你們。你們能打過我,以後悉聽尊便,不再找你們。如果打不過,你們再出這樣文章,我是見面就揍你們三通!」

一場文壇武鬥便開鑼了。某月的晚上八點,雙方都按約而來。蕭軍一對二。狄克用拳護住臉,學着西方拳擊的樣子,兩腳上下擺動就打來一拳,蕭軍輕輕一擋,順勢一個掃膛腿,狄克跌了個仰面朝天。高個子馬吉峰忙護着狄克,把他抱到一邊大樹下去喘氣,回來朝蕭軍就一拳打來。這小子雖有點功夫,焉是蕭軍的對手,三拳兩腳,這小子就趴下不動了。

這小子不服,又爬起來再戰,不出一個回合又趴下了。連打了三次,馬吉峰終於告饒啦!「蕭先生,我服輸,以後再也不敢了。」「那麼,文章呢?」蕭軍問。「再寫那樣文章剁手指,本來也是他(指狄克)叫我寫的。」

這文壇武鬥傳為美談,後人寫有打油詩一首,以為贊:

蕭軍怒打張春橋,

狄克三魂嚇出殼。

狗頭軍師結「四幫」,

老蕭為此險遭刀。

:本文摘自:葉永烈著《「四人幫」興亡》)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 摘自:葉永烈著《「四人幫」興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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