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8日夜，絕望的于會泳給家人寫下遺書：「我跟着『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徹底地更換！……」爾後，于會泳服毒自殺，被發現後送醫院緊急搶救。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於8月31日死去。
于會泳與江青在大寨
于會泳文革中的「戲劇」人生在「文革」期間，出現了許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壇「新貴」，其中上海尤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衛幹部躍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賢由一名普通的機關幹部提拔為上海市委書記，而于會泳則由一名普通的音樂教師，竄升到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當「文革」結束之後，對於前途失望的于會泳，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他的「戲劇」人生。
早年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于會泳出生於山東乳山縣西泓於家村。于會泳自幼喜好文藝，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經當了5年小學教師的他受當時革命潮流影響，瞞着母親從家中偷偷跑了出來。整整步行了三天後，于會泳趕到萊陽縣，參加了革命文藝隊伍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工作團。那時國共兩黨內戰正酣，雙方經常展開拉鋸戰，形勢十分危險，因此隊伍經常處於顛沛流動中。這期間，他譜寫了一些歌曲，寫了一些演唱材料，還徵集當地民歌小調，整理出版了《膠東民歌集》。
1947年9月，為了應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共前敵指揮部決定，給每個團員分發了一大包東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幾塊呢子衣料、一包毛線、幾罐奶粉和一些食品。于會泳是孝子，他以前從未見到過這麼豐厚的東西，拿到這包東西後，不禁想到了家鄉孤苦守寡的母親。因為分發的東西不便於行軍攜帶，于會泳所在的那個小隊決定：找個僻靜乾燥的地方，各人分頭將自己的東西暫時埋藏起來，以便將來尋找。就在即將把這包東西埋入坑內的時候，于會泳拿出自己的一張照片寫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張紙，按當時瓦解蔣軍的標語口號中慣用的稱呼寫下了一張紙條：
「蔣軍兄弟：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家裏只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裏，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住址）。」不湊巧的是，這張字條被指導員張顯發現並沒收了。
左一于會泳
因為當時戰事緊張，指導員沒有吭聲。但是，到了12月膠東戰役勝利結束後，于會泳所寫的那張字條就被送到了膠東文化協會會長馬少波面前。馬少波對于會泳進行了批鬥，然後進行了隔離審查。于會泳寫字條作為「是對敵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和右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種對敵人搖尾乞憐、帶有明顯變節投降性質的行為」，受到了嚴肅的批評。
馬少波主張給予于會泳政治處分，但是新來的文工團政治指導員張波認為重在教育，可以免於處分，最後將于會泳調離文工團，調到協會辦的《膠東文藝》編輯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後，表現積極的于會泳逐漸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後重新調回了文工團。
在上海音樂學院的平靜生活
1949年9月，于會泳被膠東文工團選送到國立音樂學院上海分院音樂教育專修班，進行為其一年的學習。于會泳興奮異常，入學後表現積極。有點音樂天賦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長賀綠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膠東文工團黨支部經過討論，發展于會泳等人入黨。1950年7月，于會泳結束了音樂教育專修班的學習，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後改名上海音樂學院）音工團搞創作。1952年至1962年，于會泳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室研究員，後改任民樂系教員。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理論系副主任。
在音樂學院，于會泳教的課頗受學生的歡迎。新開始的民族音樂課不好上，其他的老師上課被學生評價為「沒學問」，而于會泳的課卻給學生以深刻的影響。別的老師都是放唱片讓學生學唱，而于會泳則是自己示範唱讓學生學唱，被學生譽為「又說又練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樂學院期間，于會泳研究了民歌、曲藝、京劇、地方戲及西方古典音樂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業務水平大有長進。他編寫出版了《山東大鼓》，與人合編了《膠東民間歌曲》專集。他下鄉採風時改編過幾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兒遍地香》等歌曲。他譜寫和出版的《女社員之歌》等歌曲和有關音樂方面的著作都別具一格。
後來，他被抽調到上海京劇院為現代京劇《海港》等劇目譜曲。他在現代京劇音樂的處理上，採用西方樂器演奏京劇曲調，尤其是在唱腔設計方面，既不離京劇正宗，又有新的發展。在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上，于會泳取得了一些成績，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專著，奠定了其在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中的地位。
在學院工作期間，經同事介紹，于會泳認識了學院音工團的年輕女演員任珂，逐漸產生了感情。1953年秋，于會泳和任珂結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後，于會泳把母親從山東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學後，作為大姐的任珂負擔着他們的生活費，于會泳一家的日子過得也比較拮据。生活雖然清貧，但是工作順利的于會泳，卻保持着愉快的精神。
「文革」初期受江青的重視
1965年初，江青來到上海抓京劇革命。她把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獲得好評的《紅燈記》調來演出，為此上海的報紙發表了各種評論文章。1965年春，于會泳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從〈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的文章。于會泳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于會泳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為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廣泛地流傳。
江青看了于會泳的文章後非常讚賞，因為于會泳的建議與江青的一貫主張非常合拍。江青馬上對張春橋說：「去了解了解，這是什麼人？」張春橋雖然長期在上海主持文藝工作，但也不知道于會泳這個人。江青突然發現了人才，張春橋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又是文工隊出身，就馬上在錦江小禮堂接見了于會泳，並當場稱讚他，說他的文章寫到點子上。江青還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