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江青看《創業》了。她看了後大發雷霆，指責影片為劉少奇評功擺好，把原石油部的領導也作為劉少奇的幹將一股腦兒地批進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嚴重問題。江青說：「《創業》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問題，我看了生了一場大病。」于會泳頓時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點意見記下來，命令長春電影製片廠修改，否則不准放映。影片的編劇張天民不服氣，寫信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影片後，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個批示下達的同時，也下達了毛澤東針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
這件事讓江青感到很沒面子，她和張春橋把于會泳叫過去訓斥了一頓。江青生氣地說：「張天民告我的狀，說我不讓《創業》發行。不讓發行是文化部的事，怎麼弄到我的頭上？對這個片子我是有點意見，但那『十條』可不是我說的，要說有，只有其中一條是有我的一點內容……」張春橋也說：「看來文化部就這事需要向主席作檢討，檢討中牽涉面不要大，該承擔什麼責任就承擔什麼責任。主席的用字是很嚴謹的，此片無大錯，錯還是有的嘛。」
于會泳兩頭受氣，但出於對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願替江青受過。他硬着頭皮給毛澤東寫了檢討，將「十條意見」全攬在了自己身上，並在文化部機關傳達毛澤東有關《創業》批示時，向公眾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檢查。這時的于會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諾諾的奴才；而在公眾面前，他則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主子。
對於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會泳等人承「首長」江青的旨意，不遺餘力地攻擊。于會泳等人秘密翻印了從上海徐景賢那裏拿來的《鄧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四份材料，準備批判，公開誣衊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的總代表」，「鄧小平準備十二月份奪權」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四人幫」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便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1月9日，于會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單位在悼念期間不准戴黑紗，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還要求文藝團體照常進行文藝演出活動。于會泳此舉受到了文化界廣大幹部的質疑。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會泳重重地跌倒了
1976年，對于于會泳來說是一個難熬的年份。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會泳給徐景賢打電話，說他要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10月6日，「四人幫」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賢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馬天水走前找徐景賢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麼情況，但他們都猜不出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10月7日深夜12時左右，徐景賢打電話給于會泳，問他北京有些什麼動向。于會泳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通知他，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訪了，是華總理決定的。于會泳感到很奇怪。徐景賢說，中央突然把馬天水找去開會，但內容沒有告訴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他們在電話里約好要多聯繫，徐景賢一再叮囑說：「於部長，你有什麼消息要及時告訴我。」
10月8日晚，徐景賢他們不斷打電話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兩天裏，于會泳連續向上海打電話，徐景賢也要秘書給他們打電話。于會泳說，「首長」找不到了。徐景賢感到很緊張，他說上海與王、張、姚也聯絡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華山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被宣佈隔離審查。在被隔離審查的半年多時間裏，于會泳寫了近17萬字的交代材料。他當時對自己還是比較樂觀的，似乎是這時候才開始重視了自己本來是個「音樂家、作曲家「的身份。這從1977年8月21日他獲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時，對妻子說的安慰話就能看出來：」審查完了後，會給我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大不了回膠東老家……」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把于會泳定為「四人幫」骨幹分子，稱馬天水、于會泳、遲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搶者」。這給于會泳以沉重打擊，讓他的精神接近崩潰。
1977年8月28日夜，絕望的于會泳給家人寫下遺書：「我跟着『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徹底地更換！……」爾後，于會泳服毒自殺，被發現後送醫院緊急搶救。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於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于會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死黨，屬於敵我矛盾性質，本應依法提起訴訟，追究刑事責任，但因本人已自殺身亡，故對他不予起訴，撤銷于會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于會泳是粉碎「四人幫」後自殺的惟一一位部長級幹部。他死後，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會泳的母親回上海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