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死後一個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發動了軍事政變，逮捕了替毛效力的「四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與此同時，亦開始對「四人幫」的追隨者展開了清洗。
1980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所謂的作秀式公開審判，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將文革的罪責推到他們身上，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
根據後來披露的庭審記錄，一起在北京軍事政變之後的上海的未遂武裝政變浮出水面。
王洪文承認意圖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張春橋出庭接受審訊。庭長江華，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審判員共十五人。出庭的中共檢方人員為廳長黃火青，副廳長喻屏和檢察員三人。
法庭首先就起訴書中指控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在面臨覆滅之際，策動武裝叛亂一事」，並首先對王洪文進行審問。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是時任上海書記，排名不同，後兩人還兼革委會副主任。
王洪文承認在1967年接受張春橋的指令，在上海建立了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王提到張春橋曾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領導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裏」，因此作為上海工總司頭頭的王洪文奪取了上海警備區的民兵領導權，權力掌握在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手中。
王洪文還就自己對王秀珍等人所說的「軍隊有問題，路線不端正，是靠不住的」進行了解釋，稱是因為當時上海警備區有兩派，這兩派中間，實權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這一派手裏的。至於說的「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則是一方面指上海的軍隊，一方面指北京的鄧小平。
根據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供詞，王洪文還在1975年9月，召集市民兵指揮部頭頭開會，並說「誰要一個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再把民兵拉起來」，他還說要「準備上山打游擊」。
張春橋對指控沉默以對
在庭審張春橋時，對於審判員詢問的「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指示王洪文在上海建立自己控制的武裝力量」以及馬天水等人的關於張春橋、王洪文將「民兵緊緊控制在自己手裏，完全脫離警備區的領導，不和軍隊發生任何聯繫」等問題，張春橋皆緘默不語。
不過從審判員的一系列問詢中，可知在1976年6月27日，毛快死前，上海民兵指揮部申請發槍，但報告一直未批下來，馬天水得知後，找到有關人員訓斥，並立刻批了「立即發」三個字。按照馬天水的說法，之所以急於發槍，是因為擔心在毛病重期間發生內戰，因此需要加強民兵力量，提前做準備。
據說最後一次民兵獲得了半自動步槍三萬五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
徐景賢還作為人證出現在法庭上。他提到，1976年9月21日，毛剛死十幾天，他借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件事，一是在8月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密談後，丁盛覺得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而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張春橋等要有所準備。他還告訴張春橋，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徐景賢說張春橋聽的很仔細，還問了一些問題。
幾天後，也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從張春橋的言辭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共高層內部博弈激烈，打仗也很有可能無法避免。
不過，被中共認為「在策劃武裝叛亂這個問題上負有主要的罪責」的張春橋，從庭審記錄中看，並未承認所指控之事，基本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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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武裝政變
庭審記錄顯示，10月7日，毛死後一個月，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接到通知，讓他們到北京開會。這引起了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等人的警覺，認為這很反常。
在馬天水、周純麟去北京之後，徐景賢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麼動向。當晚，徐給當時的江青的紅人、文化部部長于會泳打了電話，接着又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詢問北京的情況。其後，又與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但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忐忑不安中過了10月7日後，8日一大早，徐景賢和王秀珍就聽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8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此時的張春橋其實已經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抓捕。
聽李文靜這樣說後，內心不安的王秀珍馬上親自給王洪文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同樣打不通。徐景賢和王秀珍商量後，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肖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裏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
徐景賢於是又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十分反常，沒有講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了。
也是在這個時候，徐景賢和王秀珍又收到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通知裏面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上海警備區也匯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