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中國民眾普遍只為個人私利維權，而迴避對根本體制的批評和變革要求，也是中共政權有意誘導所致。中共政權一方面對批判政權、直接涉及政治的反抗嚴防死守，一方面又對個人因私利維權而網開一面，就是故意一「堵」一「疏」，誘導人們放棄改變體制、推翻政權的嘗試，而只顧個人私利，以便於政權各個擊破。而且個人維權的要求往往也較低、較易滿足，也不會對統治集團的統治造成衝擊，政權也就不害怕，有時也願意部分滿足人們個人訴求。
而筆者對於個人維權者自私自利的批判，主要是針對那些幹部、工人貴族、體制內各種要求保障特權的人，而非弱勢的大眾。弱勢大眾的維權正因為自身的弱勢也就更難成功。只有克服個人維權的局限、結成更加團結的社團、甚至進行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抗爭才是集體維權的出路。
但無論如何，目前個人或小群體為個人私利進行的維權抗爭，顯然都是頗有局限的、不宜高估的、應當尋求更加有效和普惠性抗爭方式的。
中國維權活動及維權者之間的「內卷化」
對於這些個人維權及其作用和影響做簡單概括，可以稱為維權的「內卷化」。
「內卷」是近年中國流行的詞彙，指就是人們獲取利益、爭奪固定量的資源，投入巨大精力與他人同質化競爭，且競爭門檻和成功要求水漲船高，而競爭過程並不能益於其個人和社會，空耗人們的精力、增加壓力和痛苦，反過來損害人們的生活質量、阻礙社會真正的進步。
而根據「內卷」的定義和特點，維權抗爭顯然同樣在「內卷化」。
雖然，相對於默默無聞、逆來順受、接受被剝削壓迫的代價，人們敢於說出來不公和提出訴求，甚至上街舉牌、前往政府請願/抗議，是前進了一大步，是值得稱讚的。這反映了人們的權利意識和維護權利的意願，以及可貴的行動力。這也可以施壓政府，讓其看到人民的訴求、做出必要的改變。
但當各路維權者都只為自己發聲、只為狹隘的小群體說話，也並不要求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性的變革，只是要求獲得自己個體的、眼前的利益，並不顧及社會中其他人的合法權利和關切，乃至願意讓執政者從他人和公共資源中挖出一些滿足自身需求，部分維權者還在自身需求被滿足、獲得利益後又站到政府一方、對其他受害民眾加以漠視、嘲諷、批判，這樣的維權顯然就「變味」了。即便客氣些批評，這樣的維權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無法讓大多數人的處境得以改善的。
如果不能改變根本制度和分配不公，弱者處在缺乏保障、貧窮虛弱狀態，就必然時常遭遇權利被侵犯，尊嚴被踐踏、剩餘資源也被明搶暗偷的情況。而在物質匱乏和時常遭受傷害情況下，弱勢老百姓不僅會被上層欺凌，中下層民眾之間的競爭也會更加激烈、衝突更多，各種糾紛此起彼伏。這些老百姓就會陷入貧困和暴力的惡性循環，在各種迫害和糾紛中越陷越深，無論物質利益還是精神心理，都遭受重創，人生被毀掉。
即使對於這些個人維權者自身，其只追求個體利益，也是不易實現的、難以維護長遠利益、還容易被「秋後算賬」的。對於統治者，這些分散的維權者當然相對「好對付」。即便組成維權小團體，無論其成員所屬還是利益訴求，都局限在特定而狹小的範圍，而沒有足夠公共性，且內部往往也是沒有綱領和團結性，很容易被分化和各個擊破。
例如一些「爛尾樓」受害業主，並不能和其他「爛尾樓」受害者長久團結，一旦政府和開發商對部分業主拉攏，同意退房款或儘快施工交樓，這些人就不再顧及其他沒有得到退款和交樓的「爛尾樓」受害者，而p2p集資詐騙事件受害者，同樣在得到退款/賠償的就會退出維權，不顧其他受害者。而政府可以通過根據維權者情況，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只滿足抗爭能力較強的維權者，而相對更弱勢的維權者得不到支持，就只能放棄維權，不放棄也難以有以前的聲勢和影響、難以維權成功（往往最後也都不了了之）。政府就「維穩」成功了。
而這些人即便在短期維權成功，也並不意味着再也沒有了侵害。在不公不義、缺乏民主法治的環境中，被侵權是常事。而每次被侵害權利都維權抗爭，代價是很大的，且幾乎不可能每次維權都成功。尤其涉及公權力和權貴的不法行為，維權成功率很低。
而維權後被打擊報復，也是常態。許多維權者當時依靠證據、輿論、人多勢眾，暫時維權成功。但往往會在輿論淡忘、維權組織解散後，被各種「秋後算賬」、「穿小鞋」。而這種可能性，本身就嚇阻了很多潛在的維權者。即便一些人勇敢的抗爭了，之後也是無盡的麻煩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危險。例如在胡錦濤時代為被拐賣賣淫的女兒伸張正義、2013年在法院勝訴的唐慧女士，就在2023年被地方政府和公檢法報復，被逮捕判刑。唐慧還是廣受關注且其抗爭頗有公共性的人物，都被如此報復，可想而知那些被忽視的抗爭者被「秋後算賬」的危險和悲劇。
這些都是個人為了個體利益維權的局限和弊端，很多弊端都可以視為維權「內卷化」的表現。與近年來國人在勞動、學習、考試等方面惡性競爭、零和博弈的情況類似，個人或小團體的維權，客觀上演變為較弱勢民眾之間的利益爭奪，上層統治者坐收漁利。這些個人維權也並未改變體制和社會環境，整體人權狀況的惡劣和分配不公都沒有改善。
政治性抗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以，基於個人利益的維權抗爭，固然值得稱讚，但其弊端也頗多，有着明顯局限性。那麼，如何才能革除維權的弊端、打破局限性呢？
筆者認為，只有人們不再只為個人利益、局部和短期利益、具體物質利益而抗爭，而是願意關心和參與更具政治性的、抽象與意識形態層次的、觸動乃至改變根本體制和分配製度的反抗行動，才可能實現廣泛而長久的、既宏觀和根本又能惠及每個公民的有益變革與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