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各種微觀問題,無論是欠薪、爛尾樓、執法不公、環境污染、就業難、看病貴、教育內卷、養老保障差劣……以及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緩解,甚至愈演愈烈,都在於這個國家的權力並非真正歸人民所有,決定國家方向和各項政策的當權者與人民割裂和對立;
而國家資源和財富及分配權,同樣被權貴壟斷,人民只有勞動權而無保障所得的能力。當人們只能爭奪權貴漏下的殘渣求存,就必然面臨物質貧乏和生存困境,生存壓力巨大、時常受欺凌的無尊嚴生活狀態下,中下層民眾之間也會更為激烈的爭奪利益,各種糾紛層出不窮,欠薪、詐騙、各種刑事犯罪多發也就不奇怪;
中共政權在意識形態、輿論、新聞媒體領域的壟斷,也控制了話語權,對人民進行洗腦、操控社會輿論,對民間不同聲音進行滅殺。這讓人們即便有不滿和異見,也無法表達。而許多被洗腦的民眾,也缺乏對中共專制邪惡的認識,對於遭受體制傷害的人缺乏理解和同情……
總之,中國各種問題,總根源是不受制約的公權力,其實都是政治問題以及政治問題衍生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國人不去針對根本問題進行反抗,而只是在具體事情上維權,必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即便得到一些妥協和讓利,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無法彌補作為公民在權利、物質、尊嚴、話語權等方面各種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的損失。
外國與中國歷史上政治性抗爭的前例、組織和動員方式及其重要性
而縱觀世界各國的公民抗爭與人權進步歷史,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一直以迴避政治來維護權利,更無法純粹依靠個體或小群體維權實現社會變革。各國的民主化、平權措施、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在經歷政治性的公民抗爭和根本的體制改革後,才逐漸實現的。例如掀開歐洲民主化的法國大革命、英國憲章運動,都是以爭取公民普選權、廢除貴族特權、八小時工作制等廣泛民權為目標。
即便各國有一些抗爭的起點和直接目的,是基於個體事件,往往也會引向普惠性的目的。例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就是通過個體對種族歧視的訴訟,爭取全體黑人的權利,而並非只是滿足那一個黑人的要求。而歐美的工人運動,也是為整個行業乃至全部工人階級謀取權利和福利,而非只是為個人的加薪。
而無論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宗教保守主義/教派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些看似抽象的意識形態,也都是人們爭取權利、凝聚人心、達成抗爭目的手段。因為只有通過對抽象的意識形態的認同,才能超越自私和短視的局限,形成廣泛的人際網絡和聯合,團結起來去爭取政治權力,達成參與者的物質與非物質訴求。
在抗爭過程中,形成身份認同和組織、有一致的目標和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韓國人民反抗軍政府專制、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工人組成的工會、基督徒組成的基督教會、學生組成的學生團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參與者們也都有超越個人利益的信仰和目標,成員分工合作,並且有人願意付出坐牢、被酷刑乃至生命代價,其他人也會在其被捕或死亡後繼續抗爭。這才成就了韓國民主化的勝利,和民主化後一系列的人權改善。
而新疆維族、西藏藏人、香港人、台灣人,其之所以能夠長期的反抗並頗有影響力,也在於他們基於對自己民族/城邦/地域/宗教信仰的強烈認同和自豪感,形成了共同體,有着共同的族群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現實利益,以帶有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教派主義傾向的抗爭運動,有效團結了相當一部分同族同胞、共同對外,且在信仰和責任感激勵下,人們願意為共同體的其他成員付出代價,相互扶助和支援,乃至出生入死。雖然他們並不總是成功,還會作為整體受到更多打壓,但即便失敗也能產生巨大影響力。而中國大陸漢族人之所以無法像港台疆藏那樣的影響力,也正是在於缺乏這樣的族群認同和凝聚力,一盤散沙下就無法反抗「利維坦」。
中共自身的崛起,同樣依靠的是通過階級動員,號召工人、貧農、各種弱勢和邊緣人,參加共產黨和軍隊,逐漸發展壯大,取得革命成功。當然中共當權後背叛了理想和承諾,但這不影響對其早年發動大眾成功能事實,以及他者學習其成功經驗。而一度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同樣是廣泛發動大眾,依靠基於民族和階級的動員,取得反清革命、國家統一、擊敗日本侵略的成就。
以上這些案例和歷史經驗,都反映了人們超越個人私利、廣泛團結、為宏觀的和利於大眾的政治目標而抗爭,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變革,並最終利於族群內每個具體成員的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也需要將個人私利擱置,更多為公共利益和根本變革而奮鬥犧牲。
結語:中國的社會概況、結束維權「內卷」、組織起來政治抗爭的必要與困境
對於中國大陸人,尤其因缺乏身份認同和信仰(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其他信仰、信念、理想)、原子化和散沙化的漢族人,無論選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還是基於階級、民族、宗教、地域,總之都需要有超越個人私利的信仰和目標,願意為他者着想和付出,團結抗爭,部分人在必要時甚至願意付出坐牢甚至死亡的代價,才能改變如今一盤散沙甚至內訌的狀態,共同反抗專制強權和特權集團,實現民主,之後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如今社會裏的各種不公不義。
當然,在如今中國的社會環境下,中國人想要實現團結和組織起來,為宏大的政治目標而鬥爭,是不易實現的。中共政權必然是嚴防死守、千方百計破壞的。而國人經過幾十年迫害和洗腦,也普遍精緻利己,缺乏為公共利益奮鬥的意願和能力。即便真的人們普遍覺醒、明白團結和組織性的重要,大數據極權下統治者觸角的無孔不入,散沙化的社會、缺乏公民素養和政治參與能力的人們具體如何形成有效的連結,在具體路徑和細節上也困難重重。
但即便困難,有識之士也應該早做籌謀,溝通和動員大眾,尤其讓那些個人維權者明白改變根本體制才能維護個人權利的道理,讓他們將保衛私人利益的熱情和實踐,轉化為既為私又為公的抗爭與行動力。
具體如何做,是又一個宏大的課題,在本文不再展開詳細討論。不過,上面提到的港台疆藏人的身份認同和組織性、韓國民主化的路徑和民眾團結方式、中國國共兩黨的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都是頗為值得中國大陸漢族人借鑑的。而從18-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到蘇東劇變和「第三波民主化」,乃至十幾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其中也有許多經驗可以借鑑,同樣又有不少教訓值得汲取。對於中國人,塑造身份認同、形成堅定信仰、構建共同體,並培養公共意識、擁有常識和判斷力、有着現實行動力和掌握鬥爭技巧,是團結抗爭、促成根本變革的前提和關鍵。
筆者強調為公共利益抗爭、政治性反抗的重要,也並不抹殺個人維權的必要性和價值。正如前文所說,個人維權體現了人的權利意識,揭露了社會陰暗面和政府的濫權或失職,也能對政府造成一些壓力,可能促成政府改善施政。另外,個人維權還能讓許多人在維權過程中,自覺的明白政權的邪惡和推翻專制的必要。他們在權利被侵害和維權中遭遇的兩重苦難、維權中各種經驗教訓,也讓他們成為潛在且有力的專制統治反對者。如果自由派精英、民主運動人士,能夠對這些維權者善加引導,就能讓數量龐大的、以往不關心政治的人,成為打碎「利維坦」枷鎖的巨大力量。
但為個人利益抗爭終歸是有局限的,這種抗爭本身是不能推翻專制的。例如中共建政以來,尤其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上訪者一直都很龐大,北京各機關尤其信訪部門,幾十年來沒有中斷過上訪者。但顯然並沒有撼動中共體制。相反,很多老百姓的精力和錢財被消耗在上訪的過程中,信訪和個人維權也成了中共給老百姓製造「虛假希望」的畫餅。這也更加反映了國人需要覺醒、通過政治反抗改變中國的必要性。
總之,中國此起彼伏的個人維權,有其重要的價值,但也很有局限。個人維權的「內卷化」,不利於中國全民整體和每個個體平均得到的權利改善。針對具體利益的抗爭也「治標不治本」,政府的有限退讓也是「換湯不換藥」。只有人們普遍性的團結、為公共利益進行政治性的抗爭,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各項自由得到保障的新國家、新體制、新社會,中國的各種不公不義才能逐漸消除,每個國民才能有尊嚴的、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