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成立之初的新中國，需要根據國家財力和工業發展的輕重緩急安排工業項目，於是產生了以資源配置為核心的計劃經濟，而東北則是計劃經濟調配的重點，不斷輸送大量資源，國家也對東北提供了支持，奠定了「共和國長子」的地位。「一五」期間，國家對東北的投資佔全國投資總額的15.3%，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項目中，有56項落地東北。
根據中國國史網的文章《東北老工業基地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黑龍江省僅「一五」計劃期間，向國家上繳的利潤就等於國家給其工業投資的3倍多，另據黑龍江省1981年投入產出表計算，當年全省淨調出28億元的產品；遼寧省的工業企業在1953～1988年為國家提供的利潤和稅金，相當於同期國家投資的4倍多，淨調出生鐵達6113萬噸，淨調出鋼材達7949萬噸，佔全省總產量的52．9%……
與此同時，東北三省還為各地培養和輸送了數十萬名技術和管理人才，「大慶經驗」、「鞍鋼憲法」等許多重要的建設經驗，也是當年中國最先進的工業企業管理制度。
東北的貢獻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的重要基礎。
東北先天具備糧食、油田、林業等等的自然資源優勢，而這些資源都關係國民經濟命脈，共和國必須控制這些資源和產業，從而更好地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東北地區也因此成為計劃經濟體系最完備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實施最徹底的地區之一，一車一車的資源輸送出去，也造成了東北經濟的不可承受之重。
這背後當然有社會主義工廠制的完備福利，但也意味着計劃生育的徹底執行、產業結構的不斷畸形、以極低的價格調配出去的工業和自然資源……這一切的惡果都在改革開放後不斷顯現，直到現在，東北三省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平價工業品要調出。
改革開放大業的唯一成本承擔者
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在各地區間相對均衡，東北沒有利用自己的先發優勢，進行資源的壟斷，它是在以均衡發展和集體共享為特徵的經濟地理關係中發揮作用的。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平衡被打破，東北人民便只能"獨享"這份苦果。
東北的結果，並非只是「資源枯竭型」地區的必然，更不是源於文化本質主義論調的東北人「又懶又笨」的劣根性，或所謂的「氣候決定論」，而是共和國轉型過程中不均衡發展的後果。
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在東部沿海地區建立起經濟特區, 並在特區內對外商投資建廠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及各種支持。此後, 又在東部地區陸續設立了十餘個沿海開放城市, 大力推行經濟開發區的建設, 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各種優惠政策。
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趨勢下，東北地區也實現同步增長，縱向地看其經濟取得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相對來看，東北地區經濟增長不僅比快速增長的東南沿海地區慢，而且比全國平均增長水平也低。
東部地區在1990～2000年固定資本投資的快速增長和同期東北地區固定資本投資的相對放緩, 正是造成兩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 外資的85%以上都集中在東部地區, 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
以瀋陽和上海為例，它們同為計劃經濟重地，和公有制經濟比重較大的老工業基地，而1990年，中央作出開發浦東的決策。首先，給予了浦東開發十條政策，如15%的企業所得稅、10年期兩免三減半等財稅金融優惠政策；後來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給予了相關的支持政策。
在「八五」時期，浦東先後從中央和銀行獲得資金217.5億元人民幣，「九五」期間則籌集到了200億元人民幣。外資大量湧入帶來的不僅僅是資本、技術和通往國際市場的渠道，而且還帶來了國際上通行的市場規則和制度。在中央與外資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新就業機會，這極大地幫助了上海解決原有的老問題，一舉成為金融中心。
反觀瀋陽，既缺少中央資金的傾斜，也缺少政策優惠引來的外資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