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冬天，瀋陽鐵西區某工廠門口，貼着裁員名單的黑板前圍滿了人。老趙擠到最前面，從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他轉身就走，一句話沒說。身後有人哭了，有人罵娘，有人蹲在地上抽起了悶煙。
老趙那年四十五歲，在廠里幹了二十三年，是個八級鉗工。他妻子也在同一家廠，比他早一個月下崗。兩口子買斷工齡的錢加起來不到三萬塊，要養七十歲的老母親和一個讀初中的女兒。老趙算了算，這些錢省着花，夠撐兩年。兩年之後呢？他不知道。
兩年之後，錢花光了，工作還沒找到。
老趙試過一切能幹的活：去建築工地搬磚，一天十五塊，幹了三天腰就直不起來；去私人工廠當臨時工，老闆嫌他年紀大，幹了一個月就不要了；去勞務市場蹲了半個月，沒人願意要一個四十五歲、只會修機床的老工人。他站在勞務市場門口，看着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被一個個挑走，自己像一件滯銷的舊貨，標價越來越低，還是沒人要。
那是1999年的秋天，家裏已經斷糧三天了。老趙的妻子把家裏能賣的都賣了——自行車、縫紉機、甚至結婚時買的那台十四寸黑白電視機，一共賣了不到兩百塊。兩百塊，交了水電費，買了米麵，又沒了。
老趙開始去賣血。
第一次賣血，是在鐵西區一個巷子裏的「血站」。說是血站，其實就是一間小平房，門口掛塊牌子，裏面擺着幾張行軍床。抽血的針頭不是一次性的，一根針管用一天，上面沾着前一個人的血跡。老趙看着那根針頭，猶豫了一下，還是捲起了袖子。四百毫升血，換回六十塊錢。他攥着那六十塊錢，手在發抖。不是因為疼，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不值錢過。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老趙每個月去賣兩次血，每次六十塊，一個月一百二十塊。這筆錢夠一家人吃最便宜的飯——玉米面糊糊、鹹菜疙瘩、偶爾買一斤豬油熬白菜。老趙的妻子不知道他去賣血，他每次都把胳膊藏得嚴嚴實實，說是幹活蹭的。
可紙包不住火。有一次老趙抽完血回來，在樓梯口暈倒了，額頭磕在台階上，流了一臉血。鄰居把他抬回家，他妻子這才發現他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她沒哭，也沒罵，只是把老趙的頭抱在懷裏，抱了很久。然後她做了這輩子最艱難的一個決定。
她也去賣了。不是賣血，是賣身。
那個年代的鐵西區，有一些見不得光的地方。一些下崗的女工，為了讓孩子能吃上飯、能交上學費，走進了那些陰暗的出租屋。一次二十塊，三十塊，有時候甚至只值一頓飯。老趙的妻子去了三次，每次回來都拼命洗澡，把自己搓得渾身通紅。老趙發現後，兩個人在屋裏大吵了一架，摔了碗，砸了暖壺。吵完之後，老趙蹲在牆角哭，他妻子坐在床上哭。哭完了，第二天，她又去了。
這不是小說，這是那個年代真實發生過的事。
在瀋陽、鞍山、撫順、本溪，那些曾經驕傲的工業城市裏，賣血站門口排着長隊，隊伍里有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有三十出頭的年輕工人，甚至還有剛下崗不久的女工。他們捲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那根帶着別人血跡的針頭，換回幾十塊錢。有人一個月賣四次血，臉色蠟黃，走路打晃，可還是要賣——因為孩子明天要交學費，因為老母親還在等着吃藥。
更讓人心酸的是，有些人連賣血的資格都沒有。身體太差，血檢不合格，血站不收。他們只能去更隱蔽、更黑暗的地方——賣腎、賣身、甚至幫人運毒。那不是墮落，那是被逼到絕路上的人，已經沒有力氣去考慮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了。
老趙後來怎麼樣了？他的身體在連續賣血兩年後徹底垮了，患上了嚴重的肝炎。家裏沒錢治，他就在家硬扛。2003年，老趙走了，走的時候不到五十歲，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他妻子後來去了一家私企做清潔工，一個月六百塊，把女兒供到了大學畢業。女兒現在在南方工作，每年清明都會回瀋陽，給父親燒紙。她不知道父親當年為了她賣過多少次血，母親也從來沒告訴過她。
那一代東北下崗工人中的一部分人，就是這樣活過來的——或者，沒活過來。他們曾經是共和國的長子，是國家工業化的功臣。可當改革的大潮席捲而來，他們被拍在了岸上，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有人爬起來了，有人永遠留在了那片泥濘里。
而那些走進黑暗角落的人，不是他們不要臉，是生活沒給他們留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