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中國重慶一家電動汽車廠。
譯者：聽橋
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
2022年末，中國政府突然決定結束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此後，許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的增長引擎將迅速重啟。多年的防疫封鎖已使一些經濟部門幾乎陷入停頓，重新開放這個國家本應觸發大規模的經濟反彈。
相反，經濟復甦之路步履蹣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乏力，消費者信心低迷，與西方的衝突加劇，房地產價格暴跌更導致中國一些最大的房地產公司違約。2024年7月，中共官方數據揭示，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低於政府設定的5%左右的目標。政府最終允許中國民眾離開居所，但無法命令經濟恢復到先前的勢頭。
為解釋這一暗淡圖景，西方觀察家給出了五花八門的說辭。其中包括：中國房地產危機延宕不絕，人口迅速老齡化，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收緊了對經濟的掌控，且以極端措施因應新冠疫情。但當前經濟停滯局面的一個更持久驅動因素，要比習近平日漸加劇的威權主義或房地產市場崩盤的影響更為深遠：一項推行長達數十年，一切以工業生產為優先的經濟戰略。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戰略導致了巨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多年來，北京的產業政策造成了從原材料到電池和機械人等新興技術領域的生產設施過度投資，這往往令中國的城市和企業在此過程中背上巨額債務負擔。
簡言之，在許多關鍵經濟領域，中國生產了遠遠超出了自身或外國市場可以持續消化的產品。結果是，中國經濟存在陷入物價下跌、資不抵債、工廠倒閉，最終是就業機會喪失的厄運循環的風險。利潤減少迫使生產商進一步增產，並加大產品打折力度，以產生現金，償還債務。此外，隨着工廠被迫關閉，各產業部門整合，倖存下來的企業不一定是效率最高或利潤最豐厚的，相反，往往是那些最方便獲得政府補貼和廉價融資的企業。
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該問題就已成為國際貿易中一股破壞穩定的力量。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造成了許多商品的過剩供應，將價格壓低到對其他國家生產商所能接受的收支平衡點以下。2023年12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警告稱中國的過度生產正在導致「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並指責北京以超低價格向歐洲市場出售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實施不公正貿易的做法。今年4月，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警告說，中國在鋼鐵、電動汽車和其他許多商品領域的過度投資可能導致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混亂」。耶倫表示，「對世界其它地區來說，中國眼下實在太過龐大，它們無力消化這麼巨大的產能。」
儘管北京強烈否認，但數十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導致了產能過剩周期性出現。在國內，政府指定的重點經濟部門的工廠通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以滿足地方和國家的政治目標。北京還經常性地提高許多商品的生產目標，哪怕當前的產量已經超過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源於長期以來規劃經濟的傳統，這一傳統大力強調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發展，同時實際上忽視了家庭消費。這一疏忽並非源於無知或誤判，毋寧說，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經濟願景。
在黨看來，消費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擾亂，有可能使資源從中國的核心經濟力量即工業基礎中轉移出去。按照黨的正統觀念，中國的經濟優勢源於其低消費和高儲蓄率，這形成了可由國有銀行系統輸送到工業企業的資本。這一系統還將黨的等級制度嵌入每一個經濟部門，由此強化政治穩定。因為中國臃腫的工業基礎仰賴中國領導層可以隨時施加限制的廉價融資生存，商界精英與黨的利益緊密捆綁，甚至屈從於黨的利益。在西方，金錢影響政治，但在中國恰恰相反:政治影響金錢。中國經濟顯然必須在投資和消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但北京不太可能做出這種轉變，因為它依靠從生產密集型的經濟政策中獲得的政治控制。
對西方而言，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構成一項長期挑戰，無法單純通過設置新的貿易壁壘加以化解。首先，即令美國和歐洲能夠大幅限制中國商品進入西方市場的數量，此舉也不會化解中國數十年來因優待產業投資和生產性目標而累加的結構性低效問題。任何路線修正都可能需要中國持續多年實施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習近平越來越多地強調中國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一戰略本身就是在回應中國所認為的西方在經濟上孤立中國的做法），這加劇而非弱化了導致生產過剩的壓力。此外，華盛頓阻止北京向美國關鍵部門傾銷廉價商品的努力，只可能在美國經濟內部造成新的低效，即便這些努力將中國的生產過剩問題轉移到了其他國際市場。
為擬定上佳的方略，西方領導人和決策者最好去理解造成中國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因素，並確保他們自己的政策不會使情況變得更糟。與其設法進一步孤立中國，西方理當採取措施，確保中國堅定地留在全球貿易體系之內，利用全球市場的激勵機制，引導中國實現更加平衡的增長，減少粗暴的產業政策。
沒有這樣的戰略，西方就可能面對這樣一個中國：它越來越不受國際經濟關係約束，並準備加碼推行國家主導的生產戰略，甚至不惜蒙受損害全球經濟、妨礙自身繁榮的風險。
工廠之弊
中國經濟停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並非近期政策選擇的結果，而直接源自四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不均衡的產業戰略。
中國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是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開放中國經濟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份文件雖然長達一百多頁，但幾乎全部着力於闡述發展中國的工業部門、壯大國際貿易和提升技術，只有一頁涉及增加收入和消費。儘管已經歷巨大的技術變革，全球市場也已幾乎面目全非，但今天，黨對中國工業基礎的重視依舊驚人地似曾相識。「十四五」規劃（2021—2025）詳細羅列了經濟增長、研發投入、專利成就、食品和能源生產方面的目標，但除了在其他地方零星提到，家庭消費僅有一個自然段專門論及。
中國的經濟規劃者優先考慮了工業產出，他們認為，中國生產商總能在全球市場出售過剩的供應，並從國外銷售中收穫現金。但實際上，它們在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外國政府擔心中國供應鏈主導地位的各個行業都造成了巨大的生產過度投資。本世紀初，中國鋼鐵行業的過剩產能已超過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總和。最近一些年來，中國在煤炭、鋁、玻璃、水泥、機械人設備、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材料方面也出現了差不多的過剩情況。今天，中國工廠每年能生產出兩倍於全球用量的太陽能電池板。
中國的清潔能源汽車生產（2020—2024）。深紅色代表過剩產量，略淺紅色代表出口量，最淺色代表零售量。左欄數字單位是百萬。
對全球經濟而言，中國長期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影響深遠。例如，在電動汽車方面，歐洲汽車製造商正直面來自中國廉價進口汽車的激烈競爭。西方的這一和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工廠可能關閉，更糟糕的情況是永遠不會建成。此外，高價值製造業的經濟影響遠遠超出它們本身的活動;它們創造了服務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對維持刺激創新和技術突破所必須的各類地方人才庫至關重要。在中國國內市場，產能過剩問題在一些行業引發了一場正在妨礙利潤、吞噬資本的殘酷價格戰。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5月，27%的中國汽車製造商沒有盈利;在去年的某一時間段，這個數字一度達到32%。整個經濟的生產過剩還普遍壓低了價格，導致通脹徘徊在接近於零的水平，私營非金融部門的償債比率（償債總額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這些趨勢侵蝕了消費者的信心，導致國內消費進一步下滑，增加了中國滑入通縮陷阱的風險。
當北京的經濟規劃者確實談到消費時，他們傾向於結合產業目標一起談。目前的五年規劃在簡要討論消費時的陳述是，應特別引導居民消費那些與北京的產業優先發展目標一致的商品:汽車、電器、數字產品和智能家電。類似的情況是，儘管中國生機勃勃的電子商務部門可能暗示消費者有太多選擇，但實際上，像阿里巴巴、拼多多和 Shein這樣的主要平台競爭激烈，兜售着同質化的產品。換言之，消費者選擇的幻覺掩蓋了幾乎完全由國家的產業偏好而非個人偏好塑造的國內市場。
這也反映在旨在拉動消費支出的政策倡議中。以政府最近推動商品置換的舉措為例。根據2024年3月的一項行動計劃，商務部與中國其他政府機構一道，為以舊換新的汽車、家用電器和固定設施消費者提供補貼。從紙面上看，這一方案與華盛頓在2008年經濟衰退期間為幫助美國汽車業而推出的「舊車換現金」（cash for clunkers）計劃有幾分相似。但它缺乏具體細節，而且仰賴地方當局實施，這導致其整體上是低效的；尤其是，沒有提高耐用品的價格。儘管政府有能力影響中國消費市場的供求動態，但假如人們不去以舊換新，政府不能強迫他們花錢或懲罰他們。當收入增長放緩時，人們自然會收緊錢包，推遲大宗採購，並儘可能用更舊的設施湊合更長時間。
矛盾的是，產能過剩對整體經濟造成的拖累，意味着政府引導消費的努力正使人們更不大可能去花錢。
收債人
北京產能過剩問題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承擔着發展中國產業基礎的重任。
自上而下的產業計劃，旨在通過為將資本和補貼分配給優先部門的地方官員提供激勵，獎勵那些能夠帶來最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城市和地區。正如學者瑪麗•加拉格爾（Mary Gallagher）評論的那樣，為刺激地方產業發展，北京了利用「共同富裕」等社會運動。「共同富裕」這一概念由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1953年首度提出，習近平在2021年的一次黨的會議上重新提出。
這些計劃性的指示和運動給黨的地方書記造成了巨大壓力，要求他們迅速取得成果，他們可能認為那些成果對他們的黨內晉升至關重要。於是，這些官員有強烈的動機在重點行業進行高槓桿投資，而不考慮這些舉措是否可能有利可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