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答"有關余英時現象"的反思
記者問：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今(2021)年8月1日於美國普林斯頓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後，這一段時間引發了很多有關余英時先生的各種報導及評論。其中有讚賞的，也有批評的，不知道您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如何的評論？有人說這是一個"余英時現象"，請問您對此有何評議？
林安梧教授答：我與余英時先生見過幾次面，他是我們上一輩的學人。記憶比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談過一個下午，記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帶我去拜訪他的。談論了不少有關中國思想史方法論的論題，還有對於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還有"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論題。
後來，1995年1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由馬來亞大學暨中華大會堂聯合會舉辦的"傳統思想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較為高端的小型的中華漢學會議，許多著名的學問家都去了。李澤厚、成中英、杜維明、陳鼓應，還有吉隆坡的陳徽治、新加坡的蘇新鋈，我與劉笑敢算是年輕一輩的。
還有幾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會議上，我與他雖認識，但沒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許多學生是我的老友，像黃進興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還有著名的武漢學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過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隨即發了一個悼念的嵌名對聯。
余英時先生的過世，代表着一個時代的過去，他引發的討論很多，您用"余英時現象"來概括這情形，這是恰當的。我現在先放開我對他的悼念，單就這現象來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對前輩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針對問題，深切地提出討論。我是秉持這樣的立場來說的。
余英時先生的書，我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讀過了。當然，慢慢地，出現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覺得余英時仙逝之後，現在所引發的種種討論，可以作成所謂"余英時現象"來討論，因為他是一個文化現象，批評他的有，稱讚他的有，這足以作為一個文化現象來觀察。
余英時基本上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學者，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我非常重視一個文化現象後頭所隱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樣態，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當有興趣的。
在很年輕的時候，讀過余英時先生講"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的文章，當時心裏震動，眼睛一亮。但是，閉目沉思之後，隨即覺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卻有問題。這問題在哪呢？我覺得他沒有真正地抓到那個更深刻問題根荄。譬如他說：儒家的主智論，道家的反智論，儒學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的傳統，這只是一個表象的概括，這裏還沒有進到那個更根荄的問題。
我那時年紀很輕，出生之犢不畏虎，就處理了這個問題，只處理了一半，我就把這篇文章寫成了一個學習報告，在戴璉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作業報告裏。後來發展成一篇文章，其實當時已經寫成文章了，就在《鵝湖月刊》第51期刊登，當時主編是曾昭旭先生，這篇文章被列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師居然把一個大四剛畢業的學生的學期末的報告，作為這個刊物的第一篇文章。這個題目是什麼呢？——《中國政治傳統中主智、超智與反智的糾結——環繞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試探與考察》。這題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實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來說，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論》《孟》《學》《庸》，但主要是《論》《孟》，還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為多。
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我就是要點出這裏面有一個糾結，叫主智、超智與反智的糾結。就是說儒學有主智這一面，但也有超智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這裏頭（是）一個什麼樣的關聯，而又如何走向反智，這內在有一個理序要把它揪出來。
大體說來，就是我的問題跟余先生的問題，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裏頭處理方式很不同，我覺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簡單了。當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覺得思想史更深入，就進到這個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層面，這樣思想史才夠深刻。當時有這個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