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先生/「六四」遇難者王楠與余英時
王楠是「六四」死難者中死得最慘的一位，其遇難經過在余英時先生下面的引文中有詳細的描述。
王楠的姨父是丁關根，「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橋牌搭檔。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鄧小平的屠殺是肆意的虐殺。
王楠失蹤後，丁關根曾派司機和專車幫助王楠父母王范地、張先玲去各處尋找。後來也用一些方式關懷、撫慰這對難屬，其中有一次送了內部演出票給他們。
到了演出場地就坐之後，張先玲發現，自己的前方就坐着李鵬。她「咬牙切齒」，悔恨自己沒有帶把剪刀……
後來，張勇敢地站出來揭露真相，成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第二提琴手，年年和其他母親成員一起，奏響紀念六四死難者的哀歌，於是丁關根與她家斷了往來。
余英時是張先玲的至親，兩人是姑舅老表，余的舅舅張仲怡即張先玲父親。在南方，「姑舅老表滴滴親。」
余英時得知內情後，發誓不回大陸。其時，大陸有關方面搞統戰，之前給余在大陸出版了幾本書。余把這些書的稿費全部捐給天安門母親。
下面是余英時談王楠母親張先玲的來信：
「我現在才發現：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一九四五―四六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一九九二年初她給我寫了一封信，托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到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我現在要把她信中的一段話引在這裏：
我的小兒子□□於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點―三點之間被戒嚴部隊的槍彈擊中頭部，犧牲在天安門附近的南長街南口。據目擊者告訴我，他倒下時還用手比了一個「V」字，可恨的是當時有救護車趕到，部隊不准搶救，大約因為他是倒在長安街邊的原故；以後他們又將在長安街上死去的人埋在二十八中學的牆外。我們一直找不到□□的蹤跡，直到八、九號他們又將埋的人挖出來，當時因□□穿了一套軍服（舊式的），他們以為是軍人，就沖洗乾淨，找了一個小醫院的太平間存放起來（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滿了），最後確定不是軍人，才通知我們去認（因為我們通知了學校，學校又報了公安局）。□□是個高中生，他當晚十一點半從家裏出去，他說一定要紀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要伸張正義；結果尚未到天安門廣場便中彈倒下，照相機也被部隊拿去。可恨□□用生命換來的底片找不到了。
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注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訊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台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着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了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着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我已記不清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北京時有沒有見過他，那時他才八歲，即使見過，印象也模糊了。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着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可惜我今天還不能發表他的姓名和遺像，但我相信這一天是會很快到來的。
我已說過，這位天安門死者母親的信是毋需注釋的。不過關於六、四時北京各大醫院太平間已停滿了死難者的屍體這一點，我必須用另一位親戚的話來加以補充。這位親戚去年來美探親，恰好告訴過我她親眼看到的六、四屠殺的另一鏡頭。她是一位醫生，而且抗戰後便在北平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至今仍然是黨員。她說，她服務的地方是北京的一所很小的醫院，六、四那天她的醫院中便抬進了好幾十個中彈的傷者。她和同事們曾全力加以搶救，但一個成功的例案也沒有。原來戒嚴部隊所射的都是「開花彈」，擊中的都在體內爆炸了，醫生們開刀之後，一個個都垂頭喪氣，束手無策。這是一個獨立來源的有關天安門屠殺的另一真實鏡頭，但恰好可以為上引的信添一個註腳。
……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至少，我必須也「紀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裏，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裏。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