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16歲,在北京市24中讀初二,教我們歷史的老師叫周長海,他大約54歲左右。
在我的記憶里,周老師衣冠楚楚,頭髮一絲不亂,一副金絲眼鏡後面是慈祥的笑意。他講歷史,常從一個故事、事件或一個民俗的掌故談起,娓娓道來,繪聲繪色,自己也常常沉浸在自己動情的講述里,興到極致時,甚至舞之蹈之。他從不按書上的條框去講那些什麼意義、重點,但當你回想起來,那個歷史事件的起因、發展和意義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你的腦海里。
可是,「文革」開始後,革命烈火燒遍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整個教學樓被橫幅標語及各色的大字報覆蓋,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批判的文章。有一天,忽然在同學們中間傳出一個消息說:周長海最壞,解放前曾是某家反動報紙的副刊主筆。更可怕的是,他有一個弟弟是國民黨特務,他家裏甚至還藏有一把手槍……
我們震驚了。我們恨透了他!我們真沒想到他藏得這麼深,欺騙我們這麼久!
對周長海老師的批鬥開始了。在那間我們聽過無數歷史故事的教室里,我和同學們的批判聲、口號聲、斥責聲、逼問聲此起彼伏:
「說,你把手槍藏在哪兒?」
「你是怎麼在反動報紙上攻擊共產黨的?!」
「……」
周長海被強迫跪在一張小小的課桌上,稍不留意就會栽下來。我當時看見他滿臉是汗。
「小將們,」他斟酌着字眼說,「這手槍的說法是謠言……至於說反動報刊,舊社會我只是一個撰稿人,謀生而已,沒有寫過攻擊共產黨的文章呵……」
「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周長海的自我辯解馬上被我們憤怒的口號聲淹沒。
「不老實,給他來點厲害的!」有一個同學用墨汁塗黑了周長海的臉。我們找來一根細鐵絲,將兩個金屬啞鈴連在一起,掛在他的脖子上。周長海劇烈地顫抖起來,馬上就承認了一切。啞鈴被取下來,他又試圖重新解釋一切。於是啞鈴又被掛在他的脖子上。幾經反覆,他終於承認了一切「罪行」。在我們的歡呼聲中,周長海沉默着,卸去了啞鈴的脖子緩緩地支撐着他的頭,脖子上的勒痕正在滲血。頭髮蓬亂,墨汁汗水粘在一起。眼鏡早就沒有了。墨黑的臉上,兩眼茫然地看着我們。
為了找到那把手槍,我們來到他家的四合院,把書房、臥室翻了個底朝天,院子裏的地面被刨挖得一片狼藉,我們甚至把廚房、廁所都查了個遍,但最終也沒發現手槍……傍晚離開時我路過書房,零亂的圖書滿地都是,書桌上的枱燈亮着,一本舊版的《辭海》翻開在那裏……白天,我們把他關在一個小平屋裏反省,有紅衛兵在門外看守着,晚上,我們才放他回家。
1968年,在一次所謂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周長海被指控有個當特務的弟弟,他解釋說:同學們,我哪有什麼當特務的弟弟——我家三代單傳,我是獨生子呵!此後不久,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去延安當知青了……
社會的風風雨雨使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的內心也成熟了。但我常會想起1966年的批鬥會,那勒痕及正在滲血的脖子,那一片狼藉的四合院……這些片斷在我心中匯聚成一股清濁混雜的激流……
我只在上世紀90年代初回過一次母校。在當年那間初二(3)班的教室里,我眼前浮現出周老師那張痛苦的臉,批鬥會上緩緩抬起的頭,滲血的脖頸,墨黑的臉,悲哀的目光……
當我問起周長海老師時,已經無人知曉了。也許周老師已經去世,但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沒人知道。我在想,不知這位一生教授歷史的人,最終能否弄懂那段「極左」的非人的歷史。
洗刷靈魂是痛苦的。借記事版「說吧,我的內疚!」徵文之一角,我終於得以說出我少年時代的一段黑暗歷史,讓這篇短文洗刷我的靈魂,並載着我內心的愧疚,去撫慰死不瞑目的周老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