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第三動態組（分工負責北京動態，簡稱「三動」）中擔任動態員，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聯繫的一些單位搜集有關單位和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大道消息還是小道消息統統搜集起，帶回動態組匯總分析，提供井岡山總部作為形勢分析和制定戰略的參考。同時，油印出版「動態報」發給基層戰鬥組和交換到校外閱讀。
那時，北京社會上已經明確地分成以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北大新北大公社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參加北航和清華的反地派活動）和以地院東方紅和北師大井岡山為核心的「地派」，在社會上互爭地盤，互挖牆腳，鬥得不可開交。
我在那時是負責文藝院校和一部分社會動態，正在關心當時社會上才出現的「5·16」反周總理現象，涉及到學部以及學部和地派的關係。
8月份，在武漢「7·20」事件之後，一時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與關鋒一同被拋出來。隨之，經手炮製反軍社論的林傑也被揪了出來。這使得天地兩派的明爭暗鬥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因為，天派這邊認為林傑和學部的李廣文是地派的「黑後台」。
由於林傑和譚厚蘭曾經是同學，而且在文革期間又有緊密的聯繫，加以林傑的特殊身份（《紅旗》雜誌社編輯），我們就認定林傑是譚厚蘭的後台。1967年8月林傑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許多頭面人物就認為：這樣一來，師大譚厚蘭的「井岡山」必垮。9月初，譚厚蘭又以個人名義在中宣部貼出大字報為林傑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認為譚厚蘭在和中央文革唱反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