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挨鬥
「閻王殿」的大閻王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二閻王是周揚；老閻王還有張子意、張磐石、李卓然、許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剛剛提拔的副部長，也是閻王；童大林是小閻王，因為他是剛剛提拔的秘書長；其他的處長副處長是判官；還有一些特殊一點的處員是小判官。這就是中宣部閻王殿領導班子的陣容。
我與別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個處長，但我是「副部級」，所以，有一個特別的頭銜，叫做「大判官」。在內部開鬥爭會時，我終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閻王殿名聲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別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簡稱「學部」）和經濟研究所，我也算是一個顯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認識自己具有這種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經濟研究所的一個斗爭會。那次批鬥的題目是閻王殿在經濟所搞「假四清」，包庇孫冶方。這事跟我本來沒有關係，那時我在通縣農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開始鬥的時候，他們沒找我。但我英明地預料到，他們是不會饒了我的。那時家中的電話還沒有拆掉，我就坐在家裏，等候「傳鬥」。果然，電話來了。我去了。
鬥爭會上，我成了與那件事完全無關的主要鬥爭對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鬥的是三個人，按順序排第一的是張聞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孫冶方直接有關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學部的和經濟所的反而站在後排。
大概是因為第一次挨鬥沒有多少經驗，我抱着考驗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絲不苟地參加了鬥爭會。我那時候還不懂得怎樣找機會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彎着腰聽長篇大論的罪行控訴。我居然堅持了下來，而站在後排的人，鬥到半截，就有兩個堅持不住了。只聽見「嘭嗵」一聲，人倒了下來，緊接着便是一片騷動，可鬥爭會還得繼續。當時，我對自己的體力和意志力頗為得意。鬥爭會上講的話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種體力上的磨練，而且成功了。當有人對我們喊「滾吧」的時候，我拔腿就走。大家發現我突然不見了的時候，我已經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車了。
大概是因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情，急急忙忙趕到了我家。而那時，我已經坐進洗澡盆，渾身泡在一池滿滿的冷水裏了。
當時，因為天氣熱得要命，加上鬥了半天……
頭髮的故事
個人的尊嚴，大概與一個人的頭是很有關係的，而一個人的頭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頭髮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沒有一頭好的頭髮，總覺得有些遺憾；買一個假髮套，如果與身份氣質不符合，也會使人倒胃口。可見頭髮確是很重要的。
文革開始，我還有一頭完整的頭髮。
有一次，學部的人到中宣部來造反。其中一個女的看見我的頭髮依然完好，於是對我大喝一聲：
「好！于光遠，你還逍遙法外！」
當時，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怎麼回事，她已經上來，「咔嚓！咔嚓！」對我的頭「開刀」了。原來，這也算革命的一個項目。她的手裏早已預備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後對着你喊一通口號，再揚長而去。
我看自己的頭實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髮室請他們重新理一理，沒想到他們好像也有氣，把我的頭髮理得亂七八糟。
沒有辦法，我只好回到家裏。我夫人從外面買回一把理髮推子，把我剃成了平頭。從此以後，我的頭髮都是我夫人幫我理的，幾十年下來，倒省了一筆洗理費。後來我跟她開玩笑說：「多少年了，我該付你多少款呀？」
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過可能有詞無調，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剃頭歌》，「歌詞」是這樣的：
聞道頭須剃，而今盡剃頭。
有頭皆須剃，不剃不成頭。
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淸朝統治者實行「留髮不留頭」的專制政策，太平天國的造反者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習俗留髮，所以謂之「長毛」，這在滿清統治下是要殺頭的。這也是說明頭髮的重要性的一個例子。
有意思的是，後來夏衍將這幾句話改了，用來形容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點，很有新意：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
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
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我把它取名叫《整人歌》。
免遭搶奪之苦
文化革命中的兩派競爭是很激烈的，搶人，是這種競爭的一個很有特色的內容。
有一天，北京對立的兩派同時各要開一個批斗大會。一個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資派」的一個聯合行動，屬於地派的學部的「聯隊」，是這次大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還有一個，是屬於「天派」的學部的「總隊」，以批判學部的第四次擴大會議為由頭鬥爭走資派。為要使批鬥會開得有聲勢，被揪到會的人物的級別和知名度，是體現「革命」實力的一個重要標誌。不過，他們之間的這種競爭關係，我們這些「革命對象」事先並不知道。
大會的前兩天上午，我聽說學部哲學所要鬥我，就跟着一個前來押送的人，到學部去了。學部當時是有名的「鬥人」的機關，這次主要是鬥我，我以為總要給我點顏色看看。可是，沒想到批鬥會開得很稀鬆，精神也渙散，發言缺少內容，說話也沒有什麼力量，陪鬥的只有一個「小判官」龔育之。鬥完了，我們就回家了。過一天又通知我，哲學所還要鬥我。我告訴他們，你們別押送我了，從沙灘到建國門，走起來花的時間太多了，我自己騎自行車去吧。也許是我這人有守信用的信譽，他們也樂得輕鬆，也就同意不來押送了。我騎車去了之後，發現這一回連陪鬥的龔育之也沒有了，心中不免有幾分寂寞。鬥爭會開得比頭一天還稀鬆，我心裏犯起了嘀咕：這是怎麼回事？
開過鬥爭會後，還不讓我走，中午還要留我吃飯。吃完飯也不讓走，說是要我寫檢討，交代問題。
我被帶到一間會議室里，劉、關、張、楊（即劉導生、關山復、張友漁、楊述，當時都是學部的領導）都在，加上我，一共五個。我們一人一張桌子。一個紅衛兵蹺着「二郎腿」命令我們：
「你們寫！」
寫什麼呢？我們都不清楚。楊述便去問監視的造反派。那人一聽，勃然大怒：
「你自己的罪行你還不知道？還來問我！」
原來，我們只要動筆就行，至於寫什麼，誰也不知道。
大概是楊述提了問題，那個紅衛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寫些什麼。沒想到，他寫的竟是自己和號稱「獨立王國」的北京市委進行鬥爭的光榮經歷。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還有鬥爭？這不行。檢討就是檢討，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
到了晚上，還不讓我回家。說是明天另一派要鬥我，會狠狠地整我的，他們自稱有責任「保護」我。我有點着急了，於是說，出來時沒有給家裏打電話，問「可不可以打個電話回家？」「可以」，網開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歷史所、考古所那個地點，被安置在一個人的宿舍里。裏面的東西亂七八糟，但不久我就發現，好看的東西不少。比如像首長講話之類的東西，那時我們這樣的人都是看不到的，於是我一個人大飽眼福。
後來，我又被緊急轉移了好幾個地方，好容易挨到了天色擦黑。這時，被捕獲的其他「獵物」也一個一個地來了。來人中有張聞天、李維漢、楊獻珍、孫冶方、劉導生、關山復、張友漁……我們被安排在一個大房間裏過夜，睡統鋪，一張木板床。李維漢、楊獻珍就睡在我旁邊。天氣冷極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壓了棉被，我們還凍得直發抖。
第二天早上也沒人管，只不准我們出院子的大門，我也就看了看院子裏的大字報。吃了早飯以後，我們又被押上了轎車，只知道是繼續接受批鬥，但不知道會送到哪裏去。
馬達一響，我們所有人的情緒都莫名其妙地被調動起來，有的是緊張，有的是興奮。我感到，電影中的情景出現了，我們的汽車一開動，立即，後面就有汽車跟了上來，我們加快，它們也緊追不捨，繞來繞去，最後跑到了工人體育館。我們的汽車剛剛停下，後面的汽車已「咬」住了我們的尾巴。車門開後，大家一跳下車都使勁地往體育館裏跑。我的腿腳比較靈便，三步兩步就跑進了門去。可惜張友漁動作太慢，後面車裏衝下來的人將他一把抓住。我回頭看時，我的這位「難友」雖說不上是被五馬分屍，但已被兩邊的人各持一端，「搶」開了！
最後，大概是「搶方」的人力不足，張友漁終於被奪了回來。我雖沒有幫上「難友」的忙，但還是舒了一口氣，暗自慶幸自己免遭搶奪之苦。到這時我才明白，原來頭一天鬥我們、寫檢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們都壟斷起來，用以顯示他們這一派鬥爭的實力。
進到體育館屮，果然感到鬥爭的氣勢不凡。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聯合行動，把當時最著名的「黑幫」都揪來了。打頭的是彭、羅、陸、楊（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後面還有李維漢、張聞天以及一些大一點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間，排在我前頭的是蔣南翔，後邊的是杜潤生，我們後面還有不少人。每一個黑幫配三個押送的紅衛兵，服裝一律草灰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們把自己分管的那個黑幫押送到位之後，三個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幫的手往後儘量抬起，中間的那個人使勁地把黑幫的頭往下按，這就是當時盛行的「坐噴氣式飛機」的姿勢。我在文革中坐過許多次這樣的飛機，比較起來，這是最正規的一次。這時，一個人會感到腿上與頸上的筋受力最重。
鬥爭會開始後，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叫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就上去，全場這時高呼口號，烘托氣氛。等那人站定以後，便有人批判發言，發完言又是口號結尾。他完了以後，就是下一個。下一個進行時，前面的都不能走。直開到最後，五十多個人把場子都站滿了。鬥爭結束，後上來的人先退，也是口號不斷。如此下來，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噴氣式飛機」的時間越長。「問題」越輕的人受的懲罰也越小，從中也體現了一種「公平」。
當時室內溫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鏡、筆記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濕了一灘。但走的時候，他們把這些東西都還給了我，倒有一點一絲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鬥真累！當鬥完我，我回到海軍大院去取自行車時，幾乎騎不上去了，還是站在馬路邊的台階上，跨上車子，我才得以把車騎回家去。
後來我們了解到，被他們的對立面搶去鬥爭的人，並沒有像我們聽說的那樣被狠狠地整，還沒有我們吃的苦頭多，但我覺得，我還是不虧，因為說良心話，那差不多是我經歷的文革的無數次批鬥會中，組織得最好的一次。
選自《文革中的我》，于光遠／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