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了一個正在「消失」的大城市。
公開信息顯示，基於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韓國第一大港口兼第二大城市釜山開始進入「消失階段」。
根據韓國僱傭信息院發佈的報告，釜山人口從1995年的388萬減少至2023年的330萬。截至今年3月，釜山65歲及以上人口已佔該市總人口的23%。
按照聯合國定義，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7%時，進入老齡化；達到14%，為深度老齡化；超過20%，則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因此，釜山已進入「超老齡社會」。
而所謂一個城市的「消失風險指數」，指的是把20歲至39歲的女性人口數量除以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的得數。這一指數超過1.5屬於低消失風險，位於1.0至1.5為正常區間，位於0.2至0.5被視為進入消失階段，0.2以下為消失風險高。而釜山的消失風險指數達到0.490，更是低於韓國全國平均水平（0.615）。
釜山的境遇只是韓國人口現狀的一個縮影，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科爾曼曾預言，韓國可能成為全球首個自然消失的國家。
01韓國在不斷「變老」
回看過往的數據，伴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韓國的老齡化程度越發嚴重。
首先是出生率的持續下滑。2023年韓國以居民登記為基準的新生兒登記數為23.5萬名，總和生育率為0.72，創下歷史新低。
來看今年，韓國第一季度總和生育率為0.76，同比減少0.06，創下同期最低紀錄。而通常來說，一個國家需要保持2.1以上的總和生育率，才能維持人口數量相對穩定。
按照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期報告顯示，按生育率連年下降的趨勢判斷，2022~2100年韓國人口將減少53%，從5182萬降至2410萬。
另一邊是老齡化加重。根據韓國《2023年末居民登記人口統計》顯示，韓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6萬餘人，總數達973萬人，佔總人口的19%。這一數值在2015年為13.2%，2020年為16.4%，2022年為18.0%，顯出逐年上升之勢。
同時，2023年韓國70歲以上人口比2022年增加23萬多人，總數達631.9萬人；同期20歲年齡段人口減少約22萬人，總數為619.7萬人，這是韓國70歲以上人口首次超過20歲年齡段人口。
而低出生率和老齡化等社會問題帶來的是人口數量的直觀減少。
根據韓國行政安全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居民登記人口為5132萬人，比前一年減少11.3萬人，降幅為0.22%，已連續第4年出現人口數下降。
《紐約時報》指出，韓國因低出生率而導致的人口下降速度，比14世紀消滅了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還要嚴重。
為什麼韓國人不生了？這一問題背後的原因複雜，但有幾點十分明晰。
我們當然不能忽略婚育觀念轉變、性別不平等、職場壓力等多重因素，但在韓國，生育成本高昂成為了一大「絆腳石」。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報告，韓國是全球育兒成本最高的國家，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成本約為3.65億韓元（約合190萬元人民幣）。
韓國總統尹錫悅表示，韓國政府在過去的16年內投入了280萬億韓元（約合1.46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生育，超過韓國一年GDP的十分之一，但效果不盡人意。
所謂的「生育成本」，不僅包括從懷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的教育成本無法忽視。
韓國是個很「卷」的國家，「一考定終身」的觀念凸顯。韓國的大學錄取率超過70%，長期位於經合組織國家中的前列。韓國統計廳國家統計門戶和Microdata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的就業人口總數為2841.6萬人，其中具備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者為1436.1萬人，佔比50.5%。
然而，學生們更嚮往的是超一流的「SKY學校」：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大學和延世大學，錄取率僅有1%，卻為本國培養了70%的財閥企業高管和80%的司法部門公務員。
為了站上金字塔頂端，學生和家長都很拼，用一句話就是「睡3個小時，有機會進入SKY學校，成為「人上人」；睡4個小時，有機會考入其他大學；睡5個小時，就不要夢想能上大學。」
根據韓國教育部和統計廳相關數據，韓國2023年小學、初中和高中生的課外輔導支出總額達到27.1萬億韓元（約合1433.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5%，創下新高。
面對如此高壓，很多人選擇推遲甚至放棄生育計劃，就地躺平，社會問題越發深刻，尹錫悅此前宣佈由於人口持續減少，韓國進入了「人口緊急狀態」，提出要抓好三大重點任務，即實現工作和家庭兼顧、減輕養育壓力、解決住房問題。此外，7月1日新設人口戰略企劃部。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人口是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石，也是資源分配、環境保護、社會保障、教育就業等多方面政策制定的關鍵因素。人口減少不僅可能導致勞動力短缺，削弱經濟增長潛力和創新能力，還會加劇社會養老負擔，對養老金體系和醫療衛生資源構成巨大壓力。
日本曾因少子化帶來危機，「失去了30年」，目前韓國也陷入相應的困境之中。
02高精尖產業人才被「掏空」
韓國曾作為「亞洲四小龍」，有過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蹟。其出口依賴型的經濟走勢一般是全球景氣度的晴雨表，被稱為全球經濟「金絲雀」。
近年來，韓國經濟整體在降溫。基於出口低迷、全球貨幣政策長期收緊等因素，2023年韓國GDP為1.71萬億美元，經濟增速1.4%，雖符合預期，但明顯放緩，低於2022年的數據（2.6%）。
而在全球供應鏈重構等大背景下，各國競爭日益激烈，韓國製造正在直面殘酷的現實。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出口額為6326.9億美元，同比減少7.4%；進口額為6426.7億美元，同比減少12.1%，對外貿易連續兩年出現逆差。
引人注意的是，根據韓國經營者總協會發佈的報告顯示，韓國六大尖端產業——半導體、顯示器、電池、未來汽車、生物和機械人在全球的出口市場份額從2018年的8.4%降至2022年的6.5%，降幅高達25.5%，顯而易見，韓國在關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正在減弱。
要知道，貿易是韓國經濟的重要驅動引擎，科技是其出口的基石，而人是科技創新最關鍵的因素。
人口紅利一旦消失，勞動力供給下降，老齡化加劇，疊加製造業難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就業，科技創新和研發生產力放緩，在一定程度上會壓制生產率的增長，其產業鏈、供應鏈更容易缺乏穩定性，不利於經濟增長。
自2014年產業結構調整以來，2023年韓國製造業60歲以上從業人口數量首次超過青年從業人口數量。韓國民間智庫朝鮮半島未來人口研究院發佈的報告顯示，2023年韓國勞動力人口（15歲至64歲人口）為3657萬，預計到2044年將減至2717萬人。
缺人自然要搶人，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將進一步擴大對外籍勞動者的僱傭規模，2024年將引入16.5萬外籍勞工，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不過，遠水解不了近渴，韓國央行發出警告，如果韓國政府不能採取有效措施提振生育率，該國經濟將在2050年出現負增長。
俗話說，一個硬幣有兩面，人口紅利的消失也需要辯證看待，這也將帶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比如，倒逼製造業轉型升級。互聯網技術的飛躍帶來自動化、智能化，可以填補勞動力缺口，優化現有的產業結構，發展以技術為核心的高端製造業是趨勢。
根據韓國中小企業風險部發佈《新數字製造革新推進2027戰略》，計劃通過政府、民間、地方三方協作，加快數碼化轉型，實現製造業創新發展，到2027年培育25000家數字製造革新企業。
事實上，韓國正在積極出台政策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創新，以推動產業和社會的AI變革。根據史丹福大學發佈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韓國以每10萬人10.26項人工智能相關專利的數量領先於全球。
韓國企業也在探索AI技術在生產環節的應用，例如，現代汽車已在整車生產、質量檢測等環節廣泛使用AI系統，試圖降本增效提質；三星電子將AI技術應用於DRAM設計自動化、晶片材料開發、晶圓代工良率提升、量產和晶片封裝。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韓國經濟的關鍵支柱，韓國在存儲晶片上一枝獨秀，三星和SK海力士兩大巨頭佔全球存儲晶片市場近七成的市場份額。受益於人工智能的發展熱潮帶動晶片需求的強勁反彈，今年6月韓國半導體出口額同比增加50.9%，達到134.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隨着全球人工智能終端設備數量的增長和邊緣計算需求的提升，全球對人工智能晶片的需求快速增長，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根據Tractica公佈的數據，預計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晶片市場規模將突破720億美元。
在AI晶片方面，韓國的藍圖很大，到2027年的未來三年將在人工智能領域投資69.4億美元，目標是到2030年韓國AI晶片在國內數據中心的市場份額從幾乎為零提高至80%，實現本土化供應，甚至希望成為全球三大AI強國之一。
願景很美好，但實現起來不容易。
根據澳大利亞國家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數據，未來5至10年，「先進集成電路設計與製造」領域排名前五的國家將依次為美國、中國、印度、德國和意大利，韓國卻不見身影。
除去受制於全球複雜多變的宏觀環境和競爭形勢，韓國的支柱產業發展正面臨着高質量人才短缺的困境。
就拿半導體來說，根據韓國教育部發佈的半導體行業勞動力市場報告，到2031年，韓國半導體行業將面臨56000人的勞動力缺口，2022年這一數字為1784人，十年時間這一缺口將擴大30倍。
缺人一向是半導體行業的痛點，面對低生育率的嚴峻形勢，韓國不僅自身在短期內無法培養出足夠多的高精尖人才，其半導體人才也在被挖走，三星和SK海力士已成為重災區。
近年AI大熱，DRAM及NANDFlash在各類AI延伸應用，在這一方面韓國自帶優勢，其相關技術人員自然成為了被人爭搶的「香餑餑」。
人口的轉變關乎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全局，韓國的人口困局並不是個例，目前多國都需要接受低生育的現實。人口紅利的消失，對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地方政府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應提前佈局和規劃相關產業，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優化產業結構、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及加強政策引導和支持等措施，為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