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月來，關於「896工作制」的爭議，以及Manner公司員工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問題，再次將「996工作制」和「狼性加班文化」推上了風口浪尖，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爭議背後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長不斷攀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下稱「周平均工時」）逐步上漲，2023年的49小時周平均工時為近二十年新高。此外，工作時長增速也在加快：2015—2020年，周平均工時增幅為1.5小時，2020—2023年，增幅為2小時，以每年52個工作周計算，相當於2020—2023年個人工作時長增加了13天（8小時工作制）。
進入2024年，這一趨勢並未得到緩解，甚至有進一步上揚的趨勢。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6月周平均工時為48.6小時，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漲2.9小時，超過「六天八小時」工作制。此外，今年1月、2月以及5月的周平均工時均為最近6年同期新高。
勞動法第36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第41條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
國內勞動者超時工作的現象已長期存在，並且近年來這一情況並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呈現出不斷加劇的趨勢。
一位就業專家對經濟觀察網表示，當前延長工作時間是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為數不多增加收入的機會。如果針對「996工作制」或加班時長出台嚴格的一刀切政策，且要求強制執行，必然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需要考慮到不同人群的差異性。
董保華表示，周平均工時不斷上漲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很多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和勞動法執行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因此，為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在兩者之間做權衡，這時就會有大量的加班現象出現。
工作時長不斷增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工作時間增加可能意味着薪酬的上漲。脈脈高聘人才智庫發佈的《2023年度人才報告海報》顯示，收⼊增減與加班時⻓增減有關，加班增多⼈群是漲薪⼈群主⼒，加班減少⼈群是減薪主⼒⼈群。
另一方面，大量勞動者不得不提高工作時長。一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專家表示，企業僱傭新人意味着需要額外支出社保成本、招聘成本等。因此，一些企業會增加現有員工的工作時間，進而整體上減少僱傭更多員工的成本；其次，在一些企業文化中，長時間工作被視為勤奮和敬業的表現，這可能導致員工自願或被要求增加工作時間。
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表示，近幾年受宏觀經濟波動影響，企業普遍面臨生存壓力，需要借降低運營成本來換取一定的市場空間。其中，降低勞動力成本即是降低運營成本的一項重要舉措。為此，企業可以選擇裁員或者延長工人加班時長。同時，宏觀經濟增長壓力已經傳導至微觀個人，工人為了持續就業只能選擇接受加班。
值得注意的是，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群體並不被歸類為企業職工範疇，因此他們的工時數據並未納入全國性的周平均工時統計之中。但是，這一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往往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增加收入，以應對生活成本的需求。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發佈的《2021年中國一線城市出行平台調研報告》顯示，網約車司機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為11.05小時，每周平均出車時間為6.45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2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也顯示，網約配送員、網絡主播、網絡文學寫手等新業態青年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近9小時。
能否強制降低工作時長
過去二十年，周平均工時在2005—2008年、2011年以及2015年曾經歷過下滑。
經歷新冠疫情等因素衝擊後，目前連續上漲8年的周平均工時未有下滑的跡象。
董保華表示，過去三年，宏觀經濟增長承壓，但周平均工時仍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宏觀經濟波動較大程度受到了非市場因素的影響。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日趨複雜嚴峻的背景下，國內不可能選擇順其自然，而是在調動一切力量，努力改變宏觀環境。與此同時，過去三年間，微觀個體的不安感也在增強，因此不論是否能改變宏觀經濟周期，個人也都會主動地「內卷」，「飯碗」也變得比「加班」更為重要。
上述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專家表示，近三年工時上漲的現象，折射出就業市場的忙碌和人才供應的緊張態勢。經濟發展中生產提速增量、生活消費增加，都可能使相關行業的從業者工作量更大，某些崗位人才緊缺，需要既有人員承擔更多工作任務，因而推高了工時。同時，這也反映出就業市場的競爭壓力，勞動者需要通過加班保持或增強自己的職場競爭力。
在加班現象增多過程中，官方也曾多次發聲。2023年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聯合公佈第二批勞動人事爭議的十個典型案例時指出「996和007工作制都違法」。
從全國層面來看，即便涉及違法，「996工作制」依舊普遍存在。上述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專家表示，很多情況下沒辦法嚴格執行勞動法。部分企業可能在執行勞動法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比如業務高峰期任務重、企業轉型期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等；其次，基層落地監管覆蓋面還有待擴大，監管力度有待收緊，企業違規成本太低。
歷史上，中國曾兩次縮短工時。1994年，國務院規定將每周48小時工作制縮短至44小時；1995年，勞動部（現人社部）在解讀新頒佈的《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時提出，有條件的企業應儘可能實行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這一標準工時制度。
李實表示，「996工作制」是國家經濟發展在某個特殊階段所產生的現象。從長遠來看，人類的勞動時間應該不斷減少。最近三年周平均工時如此快速上漲不應該是常態化現象。現在很多年輕人更加追求生活，已經不願意為了額外多掙點錢而犧牲掉大量閒暇時間。因此，周平均工時不斷增長的趨勢維持不了多久，很快就會有所轉變。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向運華也表示，周平均工時過長對保障勞動者健康、擴大消費等有不利影響，適當控制周平均工時應該是一個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綜合權衡企業和勞動者的利益。
近幾年，一些亞洲國家已開始採取措施為加班設定上限。例如，今年4月1日，日本針對司機、建築工人、醫生以及鹿兒島和沖繩兩縣的製糖工人，制定了加班上限規定。而在2023年11月，韓國宣佈對部分行業和職業實施「忙時多勞、閒時多休」的靈活工作制度。
李實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對各類工作崗位的加班限制進行評估。針對一些工作強度高的崗位，可以出台一些工作時間限制，如建築工人、鋼筋工人及重型卡車司機等，延長工作時間不僅嚴重危害個人健康，還可能給社會帶來一些不安全因素，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崗位實行一定的勞動時長限制。
上述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專家也表示，近期勞動爭議事件頻出，是當下勞動市場在市場大環境下難以避免的摩擦表現。減少勞動爭議事件，需要制度保障、企業落實、勞動者監督和合理維權等多措並舉，同時也需重視保護企業家信心，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促進和諧的勞動關係。
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曾參與過勞動法論證和起草工作的董保華表示，勞動法已經實施30年，但目前嚴格執行勞動法依然很難。考慮到國內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也很難對加班行為進行強制性約束。短時間內，勞動時間增長的問題依然是個無解的難題，目前的國際競爭環境也不允許國內企業慢下來。
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在2022年有統計數據的167個國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時以上的國家共8個，分別是中國、不丹、阿聯酋、蒙古、印度、汶萊、馬來西亞、伊朗和哥倫比亞。其中，僅不丹和阿聯酋周平均工作時長超過49小時。
與此同時，2022年經合組織成員國年均工作時間為1719小時，其中墨西哥最高為2226個小時，而2022年中國年均工時為2490.8個小時（國內計算方法為52周乘以2022年周平均工時），為墨西哥的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