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專訪：與余茂春教授談六四與美中關係
發表於2021年06月02日
CND：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是我們很多人生命中的轉折點。請你談一下，六四對你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使你的人生選擇和事業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余茂春：六四是歷史上的很多標誌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運動、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僅僅是一個大事件本身，而是影響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標誌着一代人的重新覺醒。比如說對我個人來講，天安門示威遊行令我們振奮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是具體的什麼內容——當然我對那些內容大都是贊同的——最主要的是他們採取的形式。天安門運動的七個星期是中國老百姓自共產黨上台以來最自由、最沒有恐懼的七個星期。天安門運動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暫，人民基本上沒有什麼恐懼。廣場上的這種脫離恐懼的自我表現，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震撼，因為在中國生活過的人，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活在一個莫名的有形或無形的恐懼中間。你要擔心害怕的東西很多——你的護照、簽證、你的學校、單位、戶口、你的爸爸媽媽、親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產黨隨時可以控制你、懲治你的那麼一種無形的壓力有關係。而天安門運動就擺脫了這一點。當時很多人覺得這些學生很年輕、很天真，但我覺得這天真裏邊有一種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發。自由不需要太多的複雜性，中國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經地義的簡單事情複雜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縮縮，大打折扣。天安門的勇士們展現了人性的真正復歸，是對共產黨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戰。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震動。我和那些學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幾歲，但是我對這些年輕人非常佩服，他們給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氣。所以說，看到中共政府對於這七個星期的自由那種殘酷而血腥的鎮壓，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認識到一個做人的最重要的東西，就像氧氣一樣不可缺失，那就是擺脫恐懼的自由。這種短暫而被殘酷滅殺的自由對一代人的啟示和人生定向的影響，在不少其他共產黨國家，如匈牙利，波蘭，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當時我是在美國，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我覺得，在那麼自由的環境中還有那麼多內心的恐懼是非常不應當和荒唐的。所以，對於我個人來講，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我擺脫恐懼、自我解放的一個最根本的標誌。雖然我沒有直接參加，但我對於天安門的抗議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覺得這不只是我個人的自我解放，因為我們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都有這樣的經歷。
只不過是每個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環境裏面，個人的選擇目標不一樣而已。我自己並不是特別突出的一個。
CND：六四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別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轉折點。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同樣的事，所以你說你並不是特別突出的一個。但是你現在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身份，就是你作為在美國國務院裏面工作過的人，曾經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出謀劃策。那你覺得六四對你提出的那些建議有沒有什麼影響？
余茂春：當然影響非常大。我在擔任蓬佩奧國務卿的中國顧問的時候，我跟他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中國民主自由的現狀和前景。我就覺得六四給美國的對華政策提供了一個最根本的基點。在我進入美國高層的政府圈子裏時，大家對中共有一個政策的重新估價，原因之一是由於習近平最近幾年把美中關係搞得非常緊張。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覺得美中關係最糟糕的時候就是習近平上台後，美國受到了挑戰。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說習近平當政不好，那麼習近平當政之前中共當政好像還可以。但我覺得這個就違背了六四的真諦。我就提出，美中關係基本點不應該是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時，而應該是1989年。為什麼呢？因為1989年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着的非常對立的利益衝突。這當然有中共黨內派系鬥爭的影響在裏面，但比較起來，這是最脫離了共產黨內部派系鬥爭的一場人民運動，而運動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於一種人性的對自由的渴望和對國家負責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訴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覺得這實際上就是老百姓起來反對共產黨獨裁專制的一種最原始、最真誠的表現。這才是美中關係要有長足的、實質性突破的根本問題。
1989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是各個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年份。大家談論共產黨在蘇東崩潰的時候，都非常習慣地把中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與1989年在東歐發生的共產黨垮台分開來。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1989年是一個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對共產主義及其統治的標誌性年代，這個標誌性的運動起始於天安門廣場。中國學生對東歐的民主運動、最終推翻共產主義在東歐和蘇聯的統治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啟發和示範作用。我覺得天安門運動不應該僅僅是美中關係的基點，而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基點。所以我跟蓬佩奧國務卿及美國高層的其他重要官員講，我們要重新定義天安門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來。這就是為什麼蓬佩奧國務卿2019年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三十周年的時候發表了美國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長的一個聲明。他提到1989天安門學生運動是一個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的運動，所以他向天安門大屠殺中喪失生命的人們致敬；而且他提出來，天安門運動與柏林圍牆的倒塌有必然的聯繫。我覺得這些都是天安門民主運動對美國對華政策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的地方,雖然晚了一點，但畢竟回到了正軌。
CND：所以說，這是六四給你的啟示，然後你把它運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盡力而為。開始有人對這說法覺得很吃驚，後來通過我們做工作、做解釋，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奧國務卿發表的聲明，當時美國上下基本上都是認同了這個調子。（蓬佩奧國務卿2019年6月4日的聲明附在本文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