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拍攝於1989年6月10日，「新聞聯播」稱這是學生燒死的士兵
政治少數派頓悟系列No.24：現在我已經不記得自己多久沒看《新聞聯播》了。我的孩子從來沒看過《新聞聯播》，以後也不必看。這也許並不值得驕傲，因為我的媽媽、二舅和爸爸也早就不看《新聞聯播》了。無論人相信什麼，選擇什麼，確實有些事情會改變。
作為80後，我是通過電視新聞經歷六·四的。
我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二舅家看到了後來成為我童年陰影的那一切。在這裏我必須先停下，插一句話：二舅並不是我的二舅，正如這篇文章中將會出現的任何個人信息都不是真的，但記憶本身是真的。至少經過35年後，我仍然如此認為。
我的二舅是我父母雙方的親戚中第一個大學生，而我爸是第二個，儘管他們上大學的時間差了幾十年，這仍然在他們之間建立了某種親近感。也許這就是那一年我的父母不惜帶着年幼的我舟車勞頓幾十個小時，也要去二舅家過暑假的原因吧。
那一年暑假在我記憶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了大人們的激烈爭論和更激烈的電視新聞。我在二舅家的電視上看到了人群，看到了軍車，看到了火光，還看到了一具吊頸焦屍（題圖）【恐怖圖片，慎點；不建議未成年人觀看】。
焦黑的屍體毫無遮蔽地出現在習以為常的城市場景中，令整個畫面的恐怖程度超出了一個小女孩所能承受的極限。我立刻尖叫着大哭起來，不知道我媽花了多長時間才把我哄好。當時我已經被"哭三聲必須停"的家訓馴化得很好了，甚至會頗為自傲地跟父母一起鄙視那些比我還大幾歲卻還要在大人懷裏號泣的小孩，儘管如此，字面意義上赤裸裸的屍體仍然足以嚇得我失魂落魄。
我還記得向媽媽追問那個人為什麼死，媽媽說那是個解放軍，學生們燒死了他。我記得二舅大聲反駁，說這是假的，是栽贓。二舅和爸爸在爭論事情的真假和人的好壞，他們似乎意見一致，可還是像在吵架一樣聲音越來越高。媽媽儘管也在參與，但她最大的憤怒似乎是電視台不應該把那麼嚇人的畫面放出來，因為小孩子會看到。
若干年後，我成長到了既有相關求知慾、又找得到滿足求知慾的年紀時，直到看完《天安門》紀錄片，我才想起再去搜索那個曾經把我嚇得半死的畫面是否真實存在。我找到了不止一張圖片，【恐怖圖片，慎點；不建議未成年人觀看】
崔國政遺體
劉國庚遺體
說實話，我已經不記得當初嚇哭我的到底是哪一張，也許是每一張。但是畫面背後的真實究竟是什麼呢？事情發生時的我不可能理解：媽媽的說法來自當年的《新聞聯播》，二舅的說法來自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認識，爸爸的說法我完全忘了。
我的媽媽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把中國共產黨當作一種歷史必然。她跟他們一樣，會在共產黨干出特別天怒人怨的事，尤其是傷及自家人的時候背地裏罵幾句共產黨；但她也跟他們一樣，曾經在共產黨的單位里上班，下崗之後也要自掏腰包補齊養老保險，並時不時羨慕那些當官的。黨對她來說是遙不可及的抽象存在，並不比老天爺更近或更壞。生活無論拋給她什麼，她都會穩穩接住，而共產黨跟她具體怎麼接招似乎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我的二舅和我媽同母異父，是地主家的小兒子，也是50年代的大學生。他一輩子受了很多共產黨的折騰，但他運氣不是最糟的，因為那些折騰沒有升級成折磨。到我有記憶的時候，他早已過上了在家罵共產黨的街，出門上共產黨的班的日子。他兢兢業業攢下的工資，小部分用來買香港出版的黨史禁書，大部分用來買兒女的體制內崗位。他和媽媽一樣，對自己的生活理直氣壯。
跟媽媽和二舅相比，爸爸是另一種中國人。我直到30歲之後才漸漸看清，他的不一樣之處在於他對黨的態度不是矛盾而是曖昧。
我的爸爸在六·四運動的高潮階段差一點兒像《阿Q正傳》裏的阿Q一樣，因為被人喊着同去，就一起去"革命"了，但他事到臨頭改了主意，沒敢出門。直到他多年後有機會拆看自己檔案，還在慶幸自己因為沒有"同去"而在檔案上留下了"政治上靠得住"的認可。六·四的發生令他損失了一個唾手可得的事業飛升機會，過了兩年才得到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要是政治上靠不住呢？後一個也得落空。反過來想，要是沒發生六·四呢？說不定老婆孩子都帶出去了。六·四耽誤我了呀，幾十年後，他半開玩笑或者不開玩笑地說。
這些事和這些話我小時候是不知道的。在我的記憶中，爸爸的日常生活里仿佛沒有黨，只有他的工作和作為愛好的小發明。他的朋友不多，大多數是有點像二舅的人。他會跟他們一起高聲談論天下大事，再在他們背後嘲笑他們太較真。瘋狂反美和瘋狂崇美的陰謀論他都愛看，反駁以上陰謀論的科普文章他也愛看，熱衷於跟以上每個陣容的朋友抬槓。我原本以為他總該真正相信什麼，至少也真正反對什麼，只是出於某種顧慮不願暴露自己真正的立場。最後我發現，他只是喜歡觀看不同勢力纏鬥，像鬥獸場裏的觀眾。撕得好，撕得再響些！他永遠在一旁拍手大笑，對自己可以置身事外這一點毫無來由地信心十足。
不知為何，我沒能像媽媽、二舅和爸爸那樣過上一種混沌而自洽的生活。六·四和此前此後的所有並未發生在我身上的鐵拳創傷，都成了我的精神創傷。
回想起來，一切都始於那具在電視上被公開向全國展示的燒焦的屍體。他也許是崔國政，也許是劉國庚，或者是其他我未能確認的人。我仍然理解有的人相信他們如同《新聞聯播》所說，死於學生或市民"暴徒"之手。但恐怕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記得他們，甚至在知道之後仍然相信他們不應該被知道或記得，因為還有更高的利益需要維護。
我不能理解的是，當年像我一樣的孩子們，應該在電視上看到他們那種狀態的遺體嗎，無論是為了多高的利益？到底有什麼高尚而宏大的道理，是不向孩子們展示那些死者就無法讓他們理解的呢？有權力決定用那些死者向孩子們傳達那些道理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只能肯定一點，那些天的"新聞"無論是什麼東西，都一定是《美麗人生》的反義詞。
12年後的2001年，我再次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了人的身體在天安門廣場上燃燒，這一次他們甚至還讓嚴重燒傷者出鏡接受採訪。這一次我感受到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我不知道所謂的「邪教」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我只知道一切又重來了，一切都沒有改變。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自己多久沒看《新聞聯播》了。我的孩子從來沒看過《新聞聯播》，以後也不必看。這也許並不值得驕傲，因為我的媽媽、二舅和爸爸也早就不看《新聞聯播》了。無論人相信什麼，選擇什麼，確實有些事情會改變。
現在想來，每當提起《新聞聯播》，媽媽總會以惋惜的口氣提起杜憲和薛飛，那麼漂亮的兩個年青人，做着全中國人都羨慕的好工作——杜憲還是陳道明的愛人呢！居然就不幹了，從此再也看不見他們了。她一百次提起這件事，九十九次會說：何必那麼想不開呢？但有一次她會說：他們真是勇敢，真是好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