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一個冰冷的雨天。周鋒鎖開了三個多小時車，去紐約附近的一個城市。此前，有人在網上找到他，說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當面交給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對方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已不再年輕的中年男子。寒暄幾句，對方遞給他一個袋子，說：「我保存了這麼多年，今天就交給你了。」兩人握手告別，他未及細看東西，匆匆返回新澤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開袋子，一大片紅布傾瀉而出。這是一面陳舊的旗子，紅布上寫了四個黑色的毛筆大字「西北大學」。旗子被揉的皺皺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點點的血漬，已接近墨色。
這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鋒鎖的手上展開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顫慄。捐贈者告訴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最後一刻緊急撤出時，一名清華大學的男生頭部受了傷，鮮血湧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當時是清華的老師，情急中扯過旗子來，為這個男生包紮。當時還有一塊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漬，也被一起保存了下來。
旗子和毛巾暫時被放在周鋒鎖家的地下室里。這是美國新澤西州一處藍領社區的獨棟三層小樓，除了後院一個長滿蓬勃植物的花園，看起來樸素平淡。一層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補貼日常。地下室則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紐約的「六四紀念館」於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這個裝修整潔的地下室算是紀念館的前身。裏面的藏品，包括一頂藍色的帳篷，是香港支聯會1989年捐贈給天安門學生的。2022年初，一個陌生人專程趕來紐約交給了他，說是當年西安的一對情侶，最後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時，帶走了這頂帳篷，一直保存了下來。
除了旗幟、帳篷等1989年的廣場實物，還有一些藝術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殺發生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創作的。
其中一張水墨畫，創作於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詳。畫面中間，平板車上躺着一個身中子彈的孩子，殷紅的血從孩子的胸口流出。這個9歲的孩子叫呂鵬，是北京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根據中國人權網的資料，呂鵬是迄今為止所知年齡最小的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於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點左右，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多發子彈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六四」紀念館裏展出的藝術作品《媽媽你幫我問一問》（受訪者提供）
馬少方是當年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曾在《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書中，這樣回憶那一天他看到的這一幕：
「車至德勝門，我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抬着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么小，身上那麼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着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裏，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
人們抬着他，像抬着一個被槍殺的希望。而當希望被槍殺的時候，絕望就瀰漫得無邊無際。
這個可憐的倒在屠夫槍下的希望，終於被靜靜地置放在一隊軍車前，車上的軍人看到這樣的慘烈，也都羞愧地低下頭去。人們先是眼淚，接着就是憤怒的聲音。我流了淚，卻再也憤怒不起來，我不知道當生命沒有了尊嚴的時候，活着意味着甚麼？
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裏，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麼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臟？」
—《歷史在鞭打現實》，馬少方，2004年
1989我的少年記憶
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最終招致共產黨軍隊的屠殺之時，我還是西北一座小城裏的中學生，十四、五歲的年齡，沉迷於浪漫主義文學，對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發，似乎提前結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還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齡人。今年5月，發表於自媒體「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歲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認識的一位媒體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1989年，她在湘贛交界處的一處南方小城上中學。我們相距上千公里，記憶卻如此相似。我們的經歷也足可證明，當年的學生運動，已遠遠超出天安門的範圍，是一場漫捲了中國的幾乎全民參與的運動。
她在文中寫道：「那年發生的一切，並未一夕之間帶來幻滅，而是潛入生命底層，指引此後的路途。」我深以為是。我們都在「八九」過後不久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工作後，經歷了一段中國政治相對寬鬆的時期，都投身媒體和公民社會。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齡人，例如四川學者王怡等人的筆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經寫道：「1989年6月，整個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潰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學生們在北京街頭高舉V手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聲援進入第六天的學生絕食抗議。(AFP/ Toshio Sakai)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發生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形塑了我們的理想和價值觀。我們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義餘韻，又目睹了「六四」屠殺之後不久，鄧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經商熱和「向錢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擁抱中國，還有後來發生的很多事。
而那個夏天，我們焦急地聽美國之音，搜尋一切來自北京的學生運動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長帶領我們全班同學，去校門口的黑板報上，貼了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我至今清晰記得，那在一大張白紙上用藍色鋼筆描粗的內容：「打倒腐敗，懲治官倒，聲援靜坐學生。」
我所在的縣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樑下，背後是一個人煙稠密的村莊。「六四」過後的一個深夜，四層的教學樓上，被人偷偷掛上去了一個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課間，校長氣急敗壞地衝上來，讓趕緊撤掉。沒有人動，我們冷眼旁觀。
校長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約有50多歲了，平時備受師生尊重。他是蘭州大學化學系的右派，我後來關注「星火」案，在蘭大右派名錄的最末處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來，曾飽嘗政治運動之苦的他，當時一定是擔心極了，他要阻止事態發展，保護他自己，也保護老師和學生。
在屠殺還沒有開始之前，廣場上的運動正在熱烈地進行。一天，受全班同學的委託，我去了鎮上的郵局，寄出由我負責保管的14.5元人民幣的班費。在郵局簡陋的桌子上，我寫下地址：「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收）」。郵局的人幫我辦了匯款，非常順利——沒有任何人說，這個地址不夠清楚，沒法寄到。那一天，我們，包括郵局的工作人員，都深信不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一定能收到這筆錢。
這就是1989年發生在我的家鄉、甘肅一個小鎮上的一幕。
一切開始轉向，「六四」突然發生了。電視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傷害解放軍戰士。「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單調高亢的聲音，一遍遍重複，幾乎有一個月時間，天天如此。
我的同學和當地師專的大學生聯繫，打算要做點什麼。一天，我們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從學校走到家裏。但最終，計劃中的悼念活動被迫取消了，我們沒有一個途徑來表達自己的憤怒與悲傷。再後來，掩蓋「六四」曾經發生的事實，成了這個政權至關重要的任務之一。抗爭的烈焰已被撲滅，餘燼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禁忌。
後來我聽到一句話：「謊言重複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實上，這個國家盡一切力量宣傳的謊言，並沒有成為所謂「真理」。34年過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上，我聽到一個剛離開中國不久的年輕人提起這句話。他說，至少，這句話對他並沒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四」紀念集會。(AFP/ Leonard Munoz)
這個出生於1991年的年輕人，名叫董澤華。當他通過「翻牆」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懷。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時，他穿上黑色的紀念T恤，獨自去了天安門廣場，結果被抓並判刑。同一天，還有另外兩個他不認識的年輕人，在廣場做了同樣的事——他們當天被一起投入監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