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是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和年輕人聊天，講到"四人邦"時，他們大多數都不知道，一臉的茫然。
王洪文當過農民，參過軍，轉業後又到工廠當過保全工，保衛科幹事。文革初期在上海造反，當上了"工總司"的司令。
1973年的中共十大，毛主席向大家介紹，說王洪文當過工、農、兵，又堅定地造反，提名他當中共中央副主席，獲得通過。
文革開始的1966年，我15歲，但已十分關註上海的文革經過。
當時我在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讀書，我們學校是上海市紅衛兵的發起者，母親借調到上海市委接待站工作，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父親是市委、市人委指定的負責處理造反派，紅衛兵問題的負責人，協助李干成、石英兩位副市長。
1967年8月4日。上海由王洪文擔任總指揮，調動10萬人砸了上柴"聯司"，我們學校的兩派人馬也被市革會派來的4部解放牌卡車裝去參加了這一行動，據說市革會正在號召兩派聯合，要求我校兩派在共同的對敵鬥爭中"聯合起來"。這是王洪文唯一的和我有關聯的事件。
大約在74年底左右，父親在被關押、審查7年以後，下放到徐家匯的上無四廠勞動，那時候毛主席關注法家、儒家，古典。父親因文革前十年負責起草市政府工作報告，算有點文化，也參加了注釋"戰國策"等古典。
一天，上無四廠的車間支部書記叫父親給工人們講解古文，講完之後。支部書記帶頭熱烈鼓掌，支部書記是位女同志。面相和善，待人也親切熱情。幾次講課之後，一天有人告訴父親，當心一點，這位支部書記是"通天"的，於是父親在一次下班之後，跟着在這位女書記的後面，看到她走進了"愛棠"大院，明白了她就是王洪文的夫人崔根娣。
張春橋的家在50年代曾和我們住一個大院，他家住34號，我們家在38號，他們夫妻及4個子女都認識。
1954年，張春橋調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行李都已打好。正好柯慶施調來上海主政，身邊缺少得力的筆桿子，就讓張春橋留下來，不久讓他擔任市委文藝工作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處書記。
58年。他寫"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要父親寫文章呼應，被父親拒絕，因觀點不同。62年，張春橋愛人李文靜擬提拔為新華社上海分社副社長，在市委常委會上討論，主持會議的陳丕顯問列席會議的父親什麼意見，父親看了面前關於文靜被捕叛變的材料，說一般歷史上有叛變行為的人是不宜提拔的，於是文靜提拔的事沒有通過。
文靜曾經要父親請她吃飯，說你的工作油水足，應該請我吃飯，父親本不想請，宋季文副市長勸父親，這個女人不能得罪，否則她回去和張春橋講，張春橋又是柯慶施的紅人，你吃不了兜着走。於是父親在市人委的小歺廳請她吃了一頓便飯。
文革開始後，張春橋當上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成了上海的一把手，李文靜被派到市人委辦公廳來，指揮造反派奪了父親的權，從"一月風暴"開始，父親被打倒、隔離審查達8一9年。
江青父親是不熟悉的。但知道這個人，礙於毛主席的原因，誰也不能得罪她，曹荻秋市長知道她來了，就和父親說，"女客人"又來了，她主要是來找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其他領導看到她都敬而遠之。父親曾經在上海大廈乘電梯時碰到她幾次，但都沒有說話。
姚文元文革前職務很低，是因為寫了"評海瑞罷官"才出名的。
五、六十年代，曹荻秋市長號召市裏的幹部都要每周去農村、工廠蹲點和勞動。當時幾個副市長都是周四到郊區農村勞動。父親也曾陪過榮毅仁、金仲華、趙祖康幾位民主黨派副市長參加勞動。
曾經有一個階段，父親每周到五里橋街道蹲點，街道黨委書記是姚文元的愛人金瑛。金瑛看到父親十分恭敬，一口一個范主任。
幾年以後，文革開始了，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的組員，上海的二把手，金瑛再見到父親時就完全變了臉。
最初上海擬到中央文革工作的是張春橋和楊永直（市委宣傳部長），後來張春橋不同意楊永直去，堅持要姚文元，使姚文元成了中央領導人，最終又跌進了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