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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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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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