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裏，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佈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莊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裏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着，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
